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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9月1日、2日，“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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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改订经费预算书支出科目规则第3项》，见《中央党务月刊》第12期、第92期，1929年7月、193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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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刘年鸿谈道：“笔者小的时候，听见人说，党部是个写标语喊口号的机关，或是说是个卖嘴巴子的场合。这话反映出了党部工作的不切实际。”刘年鸿：《谈护党救国》，《革新月刊》（长沙）第8期，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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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林乾祜：《今后党务工作方针》，《广东党务旬刊》第1期，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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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参见《中央日报》1928年2月26日、4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月24日的相关报道。据闻，苏俄党的机关经费最初亦由政府机关拨发，导致地方党部无法有效行使指导监督地方政府的职权。其后苏共中央予以调整，地方党部经费脱离政府机关而独立，地方党部的地位从此大为提升。参见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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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浙省指委会呈请核减党员服务于行政机关者的薪给》，《中央日报》192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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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30年，张道藩谈道，在江苏省，一个县党部的委员每月生活费40元，只及行政机关录事的月薪。《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第四日）》（1930年3月5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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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9月12日，“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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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民国十八年的浙江党务》，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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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中国文化学会，1934，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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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五届一六一次常会纪事》，《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43期，194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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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刘鸣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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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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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929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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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安徽反动势力摧残党务的真相》，《中央日报》192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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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何许人：《何键统治下之湘省现状》，《社会新闻》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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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16日、27日，“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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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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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九章 政治录用：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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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是衡量一个执政党党治力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执政党常以官位和政治录用的优先性来吸纳党员，扩张党势，并通过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尤其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入党往往是从政的敲门砖和先决条件。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入党谋官一时成为社会时尚。“无官者借党而可得官，有官者因党而不失官。”[1]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为民初最具政治竞争实力的一大政党。在当时人看来，加入国民党具有良好的政治前景，一时间，入党者纷纷，国民党党员人数一度猛增至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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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不允许其他政党分享政治资源。故国民党政权被称作一党独裁政权。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知中，一党独裁就是强权政治。事实上，一党独裁亦有强弱之分。独裁政党须具备独裁的主客观条件。有的独裁政党具有高效严密的组织系统，并能将其组织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具有高度独占性和封闭性的政治秩序；也有的独裁政党主客观条件不够充分，最终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弱势的党治秩序。国民党独裁的力度如何，自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政治录用机制和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无疑是衡量其独裁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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