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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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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CC系：党与派的双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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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声名最大，然而，学界对CC系的学术性研究最为薄弱。[22]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23]力行社成员于1970年代开始自我揭秘，其组织真相基本大白于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组织内幕至今仍迷雾重重。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虽约略提及“青白团”，但“青白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至今不详其底蕴。笔者从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检阅到数份与CC系组织相关的原始档案，再以蒋介石日记及CC系成员的相关忆述资料相印证，一幅CC系组织的初步图像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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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俱乐部”与“CC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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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名称缘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之说虽流传甚广，但除了一些口耳相传和间接的忆述文字外，从未得到有力的直接证实。据CC系骨干成员萧铮回忆，1927年9月，他们曾在上海成立过一个名为“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其大略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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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不数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已成立，浙江亦将派省特别委员会。余乃与浙省原改组委员会诸同志同时离浙赴沪，首先树反对特别委员会之旗帜。时各省党部主要委员来沪者日众，乃召开十七省联席会议，由浙江省领衔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南京市党部亦由谷正纲同志等领导游行反对。余等在沪办一《正路周刊》，显著标明反对党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动，主张恢复党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绍浙江之许蟠云为主编。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亦推由张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组委员）为总执行秘书，常驻办事……我们在沪又过三个余月之秘密革命时期生活。迨11月10日，蒋公自日返沪，26日与宋夫人举行婚礼（引注：蒋宋婚礼应为12月1日），12月决定复职。于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党统。沪上十七省联合办事处乃宣告达成任务正式撤销。余等乃复入京。果夫先生复任中央组织部，重派各省党部委员。诸兄均纷纷复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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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铮所述“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经过，与人们所传“中央俱乐部”的情形十分相似。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组织？前者是否即是后者的正式名称？因无佐证，目前尚无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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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1929年1月31日《上海小报》一篇题为《丁陈暗斗之又一幕》文内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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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丁惟汾长中央训练部时，各省市指委多由其一手委派。丁氏乃秘密组织一小团体曰三民主义大同盟，又乘机操纵各省市党部。故当时社会有“某家天下丁家党”之谣。其后，陈果夫又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出而与大同盟对抗。丁以CC背后有大力者，明争必不能取胜，遂改变策略，以退为进，向中央辞职，远走平津主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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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所见有关“中央俱乐部（CC）”的较早报道。文中明确指认中央俱乐部（CC）乃陈果夫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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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也有不同看法，如1932年12月15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即有文否认CC与“二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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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时期，CC团三字，颇为人所注目。甚有谓CC团，即中央俱乐部之缩写，乃二陈之机关，其说似是而非也。因CC团虽有其组织，然仅限于江苏一省之活动，其主持者乃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李汪等虽与二陈颇为接近，但CC团则决非二陈之组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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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人对“CC团”这一名词似已耳熟能详；二是“CC团”是“二陈”的组织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认“CC团”确有其组织，但非“二陈”之组织，而是李寿雍、汪宝瑄的组织，其活动范围限于江苏一省；四是作者承认李、汪与“二陈”关系密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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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笔者所见否认“CC团”为“二陈”组织的较早说法。除此之外，《社会新闻》还有文对“CC团”做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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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团在江苏党务方面，一向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该团由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发起，成立于民国17年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繁荣于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开幕及18年的第一届省执监委员会时代。当时几乎可以操纵全省党务之势……该派起初（与）中央很是接近，现在据许多关心苏省党务的同志报告，CC团目下已经离开中央，而倾向陈某（引注：陈某指陈铭枢）等新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方面了……该派竞选下届委员者，执行委员为朱坚白、祁锡勇、汪宝瑄、周绍成、周杰人、蓝渭滨等六位，监察委员为武保岑、何续友、陈和康等三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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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亦指认“CC团”为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组织，并指明其成立时间及其在江苏省党界的势力，至于“CC团”名称之由来及其与陈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关联，则未有交代。另外，《社会新闻》本身的派系属性，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CC系属下的刊物，有的认为是力行社的刊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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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所举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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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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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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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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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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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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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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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理由，显然不足以否认CC系的存在。迄今为止，对“中央俱乐部”与“CC团”的种种说法，无论肯定还是否认，均未见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证据。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2年以前，即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有形组织的存在（或有，但与陈氏兄弟无关），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在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现有确凿资料证实，1932年，这股派系势力正式组建为以“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有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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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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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一方面否认CC系的存在，同时又谈到蒋介石曾令其兄弟组织过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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