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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还没开始时，共产党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24年开始的，到了26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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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立夫首次公开承认“青白团”的存在，而且反复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陈之强调“青白团”是奉命成立，显然为了表明其组织的“合法性”。“CC”一名最初虽源自Central Club，但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与二陈英文姓氏的第一字母相吻合，意含贬义且具浓厚“私性”色彩。陈氏兄弟反感人们以“CC”相称，想亦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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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是“青天白日团”的简称，成立时间不是陈立夫所说的1935年，而应是1932年。1932年6月2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据此推断，青白团在此之前已成立，而其组织办法尚待商定，可见成立未久，很可能成立于1932年5月，晚力行社成立约三个月。蒋介石日记中，有时亦称“青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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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团”，不是一个孤立的团体，而是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形组织，顶层是“青白团”，中层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下层是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陈立夫声称“青白团”成立的目的，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但观下面这份“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创立旨趣的原始文件[32]，发现其成立背景并不尽如陈立夫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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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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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文献观之，“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显然，“青白团”与力行社的成立，均是蒋介石在1932年下野复出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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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何以在力行社成立三个月之后，又令陈氏兄弟成立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蒋的这一做法，一般认为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即明确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34]在蒋一生政治生涯中，确不乏此类政治谋略运用的实例。除此之外，蒋对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和渐失望，有可能促使他对陈氏兄弟的党机器重新寄予希望。1932年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载：“与立夫谈党事，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蒋令陈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与力行社一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肩负起辅佐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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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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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陈立夫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其他CC成员的忆述亦语焉不详。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陈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多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系统。由于新组织的名称不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本文鉴于CC系早为人们所习称，故仍以CC系来概称“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及其下属的秘密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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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是CC系的顶层组织，内设中央干事会，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组成。据胡梦华回忆，该团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分别任正、副干事长。[35]“青白团”的成员为数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门的CC骨干分子。[36]其具体人数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有50余人，亦说有200多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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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以下简称“忠实党员同盟会”）是CC系的次级组织。有关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其秘密性质，当时人多不甚明了，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二陈先生所领导之CC……现在似又称忠实同志会，不过一般人仍以CC目之。”[38]一些CC成员后来的忆述亦多不确，诸如“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国民党忠实党员大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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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央干事和省级干事长一般由“青白团”成员兼任。“青白团”没有地方组织。“忠实党员同盟会”则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规模远超过“青白团”，[40]是CC系在地方活动的组织主体。CC系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网络来进行。部分“忠实党员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同时也是“青白团”团员。胡梦华即称他的入团入会手续是同时履行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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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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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为中心宗旨；声称“吾人为完成一党一国之历史任务，须使本党及领袖获得绝对的政治支配权”。每个入会会员均要求宣誓“绝对服从并拥护唯一之领袖”，并规定“宣扬本党领袖蒋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绩”为每个会员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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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会绝对服从领袖，要求会员“牺牲个人之一切自由、权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会目的之实现”，放弃了国民党名义上遵循的“民主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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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系统共分5级，依次为：中央干部→省市干部→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与国民党组织系统大致相仿。“干部”是各级组织机构的称谓，相当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各级“干部”内分别设若干干事和一名干事长；各级干事长为指挥各级组织的最高领袖，有最后决定权，有别于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制。省市以下各级“干部”的干事长和干事，均由上级指派，而不由选举产生。规定省市“干部”每两周须开会一次，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每月须对同级干事长做书面报告一次；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长每月须向其上级“干部”做书面报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须向区“干部”报告工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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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9”为分层计数单位，如中央“干部”由9名中央干事组成；省“干部”由9名省干事组成；省以下的各级干事亦以9人为限。此外，一省之内划分为若干区，但至多不超过9区；一区之内划分为若干地方，组织地方“干部”，但至多不超过9个；一地方之内以设9个地方支部为限；地方支部为本会的基本组织，每一支部以9名会员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时得设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设9个分部为限，每一分部会员以9人为限。CC系似乎迷信“9”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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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员入会，须经中央“干部”考核认为合格，或经省市“干部”会议通过报请中央“干部”核准。凡经核准为会员者，须填具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宣誓书，并履行“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规定会员有从事本会指定之一切工作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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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员吸收对象分基本对象和普通对象。基本对象为大、中学学生，各级学校教师，各级党部活动分子，经济界之金融家、实业家、技术人才，尚未加入国民党的军人；普通对象为各级政府公务员，农村的民团队长，工厂工头，公司银行办事人员，商店店员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职业群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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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法理形态。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实际运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态进行。由于陈氏兄弟掌控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大多数省市党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43]故“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上层组织系统主要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不仅其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处附设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内（1935年底以前），“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和干事长也多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担任。在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省市党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实党员同盟会”在该省市的干事会审议通过，然后再由党部公开执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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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干事会成立于1933年8月，由“忠实党员同盟会”分派中央干事吴醒亚来湖北发起。吴醒亚任干事长，干事有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9人。“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叠的（见表10-1）。据刘鸣皋回忆，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党部，不过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利用来对外做掩护的一个躯壳，而实际的活动都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来推行。干事会之下设工运、青运、农运、文教、财金、军事等小组，分别在全省各阶层，举凡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各机关职员中广泛吸收会员。[45]显示CC系的组织触角已延伸到城市社会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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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CC系人事构成（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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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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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