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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急剧扩张其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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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吸纳党员的机制看，在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组织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决定从严办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3]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来，在吸收党员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2～5个月，并非随时征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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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由于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很便利，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党员程序入党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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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制度的推行，表面上似乎严格了入党条件，实际上对战前国民党组织在量上的扩充并没有起到特别的限制作用。预备党员制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只是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对入党资格并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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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人数，严饬各地党部努力进行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如期如量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征求指标。[5]上海市党部为了广征党员，曾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内称：“以本市而论，人口300万中，党员仅1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三百分之一。以此少数之党员，领导漫无组织之群众，完成其偌大之使命，虽纵有三头六臂，恐亦难以奏效。事理至明，无庸讳言！且新陈代谢，庶万物能生灭不息，此项公律亦可适用于党之组织，若听任老分子之日渐淘汰，而无新分子加以补充，则数十年后党将不党，遑论事业，遑论革命！……经本会规定，每一同志须于本年9月以前，负责介绍新党员3人，以符3万人之预定数。望我同志即在本人之事业中、交游中、团体中、机关中、家庭中、亲友中，多方物色优秀分子，竭诚揽其加入本党。”[6]从广告式的话语中，不难觉察当时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市民群众加入国民党的热情并不高，以至于市党部为了完成征求指标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摊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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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软弱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党组织软弱涣散，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7]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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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党，农村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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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4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8]直至1936年，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省党部亦未能建立。战前即使成立了县党部的地方，内中亦有不少是空有招牌，有名无实。[9]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8000人，经过18、19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10]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9000余人中才有1名国民党党员（参见表11-4）。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11]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没有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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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的比例（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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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国民党各省市党务组织状况（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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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国民党各省市党务组织状况（1930年）-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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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所列各省市还是党务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在这些地区，省党部以下组织多数不健全。地方党务或有名无实，或完全陷于停顿。江苏号称是国民党党务办理相对比较完善的省份，但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报告，“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该省党部将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12]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以至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关闭整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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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前期，江西是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核心地区。蒋介石希望该省国民党组织能积极配合他“剿共”，然而，该省各级党部和党人的表现令蒋大失所望。蒋在193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痛责：“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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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北伐时期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区之一，“清党”一起，自然也成了“重灾”区。“马日事变”以后，直至抗战以前，该省省党部一直派别纷争，党潮迭起；[15]各县党部的情形更不堪闻问（参见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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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湖南省各县市国民党党务状况（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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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省区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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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名义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公开的党部组织，而实际上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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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三省成立了正式省党部，并特许东北文武官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张学良对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活动怀有警戒心理，故而抑制其组织活动，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化状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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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自1930年蒋、阎、冯大战以后，山西省党部撤离太原约一年之久。其后，以CC派主导的山西省党部一度在太原恢复活动。但1931年底省党部因打压学生抗日运动激起公愤而再度关门。阎锡山趁机抵制CC系省党部再回太原。从此，山西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活动，直到抗战中期，国民党中央与阎锡山达成初步谅解后，山西省党部才又恢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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