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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党员，除军队党员外，主要集中于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包括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20%～25%。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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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省国民党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25]学生党员比例的下降，与国民党执政后不鼓励发展学生党员有关。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党化教育”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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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难免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不要民众”的结果。据3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农工党员合计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10%～20%（参见表11-7）。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农工党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工党员。“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农工”概念，既不是阶级概念，也不完全是职业概念，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区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比如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职业分类中所称的“农界”或“农业”，既包括地主（国民党称作“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同样“工界”或“工业”，亦包括资本家（“厂主”）和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职业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催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26]这里所称的“业主”和“厂主”当指地主和资本家，“助理人”、“催工”和“职员”等当指管家、监工和工厂管理人员。真正的农民和工人极少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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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的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27]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亦反映出来。据1929年的统计，受过高等教育（含留学、大学、专科、师范、军警党校）的党员占27.1%，受过中等教育的党员占19.4%，受过初等教育（含小学、家庭教育、科举等）的党员占35.1%，没有受过教育的党员占7.5%，其他不详者占10.9%（参见表11-8）。再看中共党员的文化程度，据1949年的统计，受过高等教育者仅占0.3%，受过中等教育者占3%，受过初等教育者占27.7%，文盲占69%。[28]国共两党党员分别来自“劳心”与“劳力”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的组织主体均是青年知识分子；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正好朝两极分化的方向吸纳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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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是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体制活动先后导致了清王朝的终结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与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以及反体制的对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仍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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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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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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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8 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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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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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不好意思公开承认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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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但称得上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党。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9]胡适所称“全国多数”，当指社会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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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心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另一方面，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道，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字稚晖）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30]当然，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发动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观察。当时青年学生是否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清党”，还很难说。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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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意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回忆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32]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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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众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33]1935年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坦然陈述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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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职]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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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普通民众最初对“党”和“党人”的印象和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不过数年，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和期望很快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有大量相关评论。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有社论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35]1932年《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36]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为其所创办。其时杨本人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应属体制内知识分子。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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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了胡适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的文章。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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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闻周报》亦发表评论，声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39]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务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40]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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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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