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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52]国民党党员所缺乏的，恰是传统士绅在基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内在权威和个人魅力。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为民众做了不少实事，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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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痞、党棍、党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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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入党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54]换言之，基层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细胞，却为基层“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派员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结果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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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56]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文化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集团。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57]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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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做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这些人本身没有固定的职业，也缺少专业知识和技能，专门靠党部过生活，被人目为党的寄生阶级。朱家骅认为这类人在地方各级党部机关几乎普遍存在。第二，依党做护符。这类人入党“存着对党的依赖心理，好象从前内地的人信教一样，为着要靠教会的势力去维持其在乡下的地位”，“有些县党部委员因党员的种种请托，向县政府讨人情或关说，渐渐地变成了土豪劣绅，并被人叫做‘党棍’”。[59]朱家骅认为这类土豪劣绅兼“党棍”在内地各省比较普遍。第三，借党争权利。这类人“不明职责，不守本分，既不去辅助政府推行党的政策，反要争夺政府份内的事权，干涉政府的用人行政”。[60]当政府的人不受其指导时，他们便愤然地说：“应该对付他一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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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赖，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62]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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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不仅党外知识分子和国民党最高当局深有感触，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基层有识之士亦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说：“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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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多出自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他们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64]“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是生非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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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政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足够的能力动员起多数国民以支持其政治目标。很难设想一个在执政之初即已丧失民心的政党居然还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维持了20余年的统治。这使我们有必要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和不得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信仰危机大多出现于执掌政权相当长时期以后，而国民党的信仰危机在其执掌全国政权不久即已展露无遗，实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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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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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390、474、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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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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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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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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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引自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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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据《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报道：“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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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丙）23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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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1935，第83717页）内载：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1人以事保管而已。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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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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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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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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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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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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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任武：《何键统治湖南初期的一次党潮》，《湖南文史资料》1963年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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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尾形洋一：《易帜后の东北における国民党の活动に就て》，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4（上），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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