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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第1期，194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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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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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陈肇英：《视察闽省党务及宣慰军队之经过》，《中央党务月刊》第38期，193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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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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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苏省各县党务状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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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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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北伐时期，国民党设有中央党务学校，以造就党务人才。但国民党执政后，蒋介石认为训政时期“政治人才之需要尤重于党务”，乃将这所唯一的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起初，少数省份设有党务训练所或训练班，但为期甚短，人数甚少，1929年以后便没有举办了。1935～1937年，国民党中央曾三次筹办党务干部训练班，均未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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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第24期，193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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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0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1941，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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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0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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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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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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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中央日报》192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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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浙省指委会对戊辰社专电及省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的驳正》，《中央日报》192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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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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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党机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导致本来就松弛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濒临溃散的边缘。另一方面，这场民族战争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整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激荡下曾一度获得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本已大失民心的国民党借民族危机的遮掩和刺激而得以苟延存续。抗战初期，新当选总裁的蒋介石为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但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但没有匡持国民党，为国民党吸收新鲜血液，相反以自主性组织的姿态，演化为与国民党党机器争衡的有力劲敌。党团之间为争夺政治资源，互不相容，势如水火，从而使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又增添一个新的内耗对手。三青团不仅未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新生，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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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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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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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党机器连篇累牍的批评谴责言论，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组织弊端早已洞悉无遗。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虽可视作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国民党既有的危局，相反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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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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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总裁，蒋介石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就在蒋当选为总裁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没有轻松愉快地发表一番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讲话，而是心情沉重地发出了数年来言词最为痛切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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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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