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7060
[5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
1703017061
1703017062
[57]北伐时期，国民党设有中央党务学校，以造就党务人才。但国民党执政后，蒋介石认为训政时期“政治人才之需要尤重于党务”，乃将这所唯一的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起初，少数省份设有党务训练所或训练班，但为期甚短，人数甚少，1929年以后便没有举办了。1935～1937年，国民党中央曾三次筹办党务干部训练班，均未付诸实行。
1703017063
1703017064
[58]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第24期，1939年1月。
1703017065
1703017066
[59]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0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1941，第137～140页。
1703017067
1703017068
[60]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0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37～140页。
1703017069
1703017070
[61]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8日。
1703017071
1703017072
[62]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第297页。
1703017073
1703017074
[63]《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中央日报》1928年4月10日。
1703017075
1703017076
[64]《浙省指委会对戊辰社专电及省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的驳正》，《中央日报》1928年8月25日。
1703017077
1703017078
1703017079
1703017080
1703017081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92]
1703017082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
1703017083
1703017084
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党机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导致本来就松弛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濒临溃散的边缘。另一方面，这场民族战争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整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激荡下曾一度获得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本已大失民心的国民党借民族危机的遮掩和刺激而得以苟延存续。抗战初期，新当选总裁的蒋介石为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但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但没有匡持国民党，为国民党吸收新鲜血液，相反以自主性组织的姿态，演化为与国民党党机器争衡的有力劲敌。党团之间为争夺政治资源，互不相容，势如水火，从而使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又增添一个新的内耗对手。三青团不仅未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新生，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
1703017085
1703017086
1703017087
1703017088
1703017089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93]
1703017090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1703017091
1703017092
蒋介石对党机器连篇累牍的批评谴责言论，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组织弊端早已洞悉无遗。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虽可视作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国民党既有的危局，相反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
1703017093
1703017094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1703017095
1703017096
作为党的总裁，蒋介石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就在蒋当选为总裁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没有轻松愉快地发表一番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讲话，而是心情沉重地发出了数年来言词最为痛切的警告：
1703017097
1703017098
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1]
1703017099
1703017100
历经十年当政，蒋介石是如此评价国民党人的：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一般党员既不智，又不仁，复不勇”，懒惰，虚伪，散漫，迟滞。对于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评价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2]
1703017101
1703017102
国民党长期以来积淀的诸多弊窦使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他认识到这场民族战争是拯救国民党的一次契机。如果不能抓住这次契机，国民党很可能没有再起的机会。于是他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党的各级干部和各个党员”。[3]
1703017103
1703017104
然而，对国民党的病情做出诊断并不难，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却非易事。如何挽救国民党，蒋显然做过反复思量。在国民党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6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鉴此，作为总裁的蒋介石也曾动过将党机器停闭，“从新改造”，甚至有过更改党名的念头。[4]然而，蒋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实际上又重蹈了战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力行社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而三青团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战前“党方”与“社方”之间相对隐蔽的恶性暗争，又被“党方”与“团方”之间的公开较量继承和延续下来。[5]
1703017105
1703017106
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而实际的酝酿筹备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无论在组织设计者的意识中，还是在人们最初的传闻和认知中，三青团都是一个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1937年暮春，南京官场中已流传委员长打算另外组织一个党的说法。[6]问题是，作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为什么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新党？
1703017107
1703017108
蒋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在蒋看来，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革命组织”，期待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将那些对国民党产生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并赋予这个新组织以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革命”重责。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三青团筹组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蒋当即斥责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7]蒋在三青团成立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曾坦言他在国民党之外另设三青团的动机：
1703017109
[
上一页 ]
[ :1.7030170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