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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三青团的另一重要考虑，是想统合党内各派系于一炉。特别是当蒋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正式确立以及国共两党重言合作以后，战前成立的几个以拥蒋反共为中心目标的秘密派系组织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而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内耗，亦令蒋感到有统一的必要。按理，蒋可以训令各派系停止活动，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因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被CC系一派所掌控和垄断，其他派系很难涉足。换言之，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早已成为一派之党，若以此统合其他派系，其他派系难免有被CC系收并之感，加之利益分配不均，亦难以打成一片。蒋认识到只有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摄纳各派，各派才会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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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成立三青团之前，曾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即想统合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蒋曾向中共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并，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章程可以修改。据称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已表示可以接受或考虑。中共则明确表示合作可，合并不可。此议遂寝。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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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寄望三青团重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重塑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在三青团成立的第一年里，蒋在对三青团中央干部的几次内部讲话中，反复强调国民党已经衰老腐败，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种种缺失，并训勉和提醒三青团要以国民党为鉴戒，万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蒋最初还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在革命任务中以领导的角色，大有取国民党而代之的姿态。在蒋的话语中，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腐化没落的反面教材，而三青团则被赋予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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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会蓄意鼓动党团之间相互拆台，但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三青团形同“新宠”，国民党有如“弃妇”。“党员看团员，好象是新起之敌；团员看党员，当作落伍分子。”[10]蒋对三青团既以新生力量相期，三青团团员亦不免自我认知膨胀。他们以“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自诩，对国民党公开嘲笑、讽刺、轻蔑，并有意散布“党旧团新”“团高一切”等言论。[11]在三青团的宣传凸显下，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至为尴尬的境地，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被目为衰颓腐化之辈，甚至被三青团列为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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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为CC系一派所独掌，CC系对国民党党务组织的缺失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三青团既被赋予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重任，CC系自然不能再充当三青团的组织中坚。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在筹组三青团时，属意由原力行社成员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12]蒋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力行社势力的角色。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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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双轨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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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体制的设计上，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双轨竞进的关系，也导致彼此难能相容共济。蒋介石为将三青团塑造成为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乃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一则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旧党风和旧习气渗入新组织，二则为了避免国民党党机器对新组织的羁绊和掣肘。尽管三青团系经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并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了团对党的从属地位，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除了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对三青团的组织、人事、经费等始终无干涉和过问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尽管CC系曾试图将三青团纳入国民党党机器的统制之下，强调三青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等，但均遭到力行社势力的抵制而未果。[13]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青年团以黄埔学生为中心，其一切又要平衡于党，如要求参加党政联席会而未获准是一例，其中幼稚者公然以党已成过去，团将代之而兴相号召，置其原意号召青年加入本党之旨于不顾，于是对党辄处于抗衡之地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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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与团维持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彼此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如三青团团章最初将团员年龄设限在18～38岁（团的各级干部不受这一年龄限制）。这样一来，国民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只吸收那些缺乏朝气的中年人和保守衰朽的老年人入党，要么与三青团争夺青年。国民党如选择前者，无异于自取灭亡。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结构来看，80%以上的党员在39岁以下。[15]也就是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三青团成立后，无异侵夺国民党原有组织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自然不甘放弃。党团之间在成员吸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因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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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地方政治运作中，主要是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力资源发生矛盾和冲突。三青团自成立后，也很快介入地方权势资源的争夺中，使地方政治生态更趋混乱和复杂。党、政之间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党、政、团三股力量的倾轧。蒋介石原本寄望三青团能革新国民党的积弊，未料三青团的种种表现和旧的国民党在作风上难分彼此。正如当时流行的几句顺口溜所形容的：“党部官化，团部党化；党员官僚化，团员党员化。”三青团虽在组织关系上与其母体国民党日趋疏远，但在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上又与其母体日趋接近。一个原本以改造国民党为职志的三青团，自身又很快成为第二个亟待改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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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一方面，三青团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是一个与国民党党机器平起平坐，相颉相颃的自主性组织；另一方面，三青团又与党机器共奉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与党机器共享一些政治资源，也时常以党内派系姿态投入国民党内的政治竞争。少数成员兼具党籍和团籍。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青团实兼具“党外之党”和“党内之派”的双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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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治党方略迥然不同。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所遭遇的内外环境要艰难恶劣得多。但每当国民党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决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既是蒋自信的表现，也是蒋不自信的反映。在蒋看来，上述各派系都是拥戴他的，CC系服从他，力行社也会服从他；党方听他的，团方也会听他的。这是蒋的自信。但另一方面，蒋又担心某派势力过分膨胀而难以驾驭，故而让各派系相互节制。战前力行社和CC系（“青白团”）均是奉蒋之命而立。当两个组织积不相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时，蒋只好训令两个组织同时解散。但解散之后，蒋又故技重施，再度导演党团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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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立青年团的构想，难免受到苏联、德国和中共等组训青年的启示。但这些国家和政党的青年组织，均是直属于党的统辖，是各政党培植新生和后备力量的组织。三青团却不同。蒋最初有意赋予三青团在国民党之外自主运作的地位。当党团争攘不断，势成水火时，蒋才不得不对党团关系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党对三青团的“指导”地位，并适当抑制三青团的过度膨胀。但党团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不仅未能止息，反呈持续加剧之势。到1942年，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说：“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摩擦，以致减弱本党的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17]但蒋并没有立即取消三青团。又过5年之后，党团矛盾已激化到危及国民党自身的存续，蒋才下决心将这个“党部之蠹”并入国民党。实际上，两者之间积不相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方才止歇。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作为党魁，蒋介石政治谋略运用不当，实难辞其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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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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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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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另一大困扰来自党政关系的失衡。党政关系的紧张在国民党执政之初即已存在。国民党效仿俄共实行“以党治国”，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在具体运作方式上与俄共有所不同。俄共自中央至地方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自上而下，权力均集中于各级党委。而国民党只在中央一级“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党政分离；党只管党，政只管政。由于地方政治资源主要掌控在政府之手，党部所能控扼的资源十分有限。但党部往往不甘寂寞，觊觎和干涉地方行政之事时有发生。加之国民党中央要求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监督。这实际上为党政冲突奠立了法理基础。在党部一方看来，党权高于一切，中央既然以党统政，地方也应是党部凌驾于政府之上。故时思挑战政府的权力，借故与政府作对为难。而在政府一方眼中，党部无足轻重，甚至视同赘瘤，必欲去之而后快。加之地方政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一般优于地方党务人员。这也使前者难免睥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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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地方党政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化解，成为困扰蒋介石的一大难题。抗战开始后，蒋除设立三青团以挽救国民党危机外，另一重大改革举措，即为调整党政关系。1938年3月底4月初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把调整党政关系作为重要议题付诸会议讨论。蒋在五届四中全会上做了题为《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的致辞，内中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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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省以下党政关系最普遍的现象来说，党部要争着做政府应做的事业，干涉用人行政；政府不接受党部的监督，表面敷衍，暗中排拒；党和政府之间，不仅不能协调一致，分工合作，而且形成彼此分离，互相对立，不是党部反对政府，破坏政府，就是政府抵制党部，阻碍党部，结果不论党与政府，威信一概丧失，一切革命事业都因此减低效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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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的提议下，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案》。决议案规定各级地方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省市采取党政联系，县采取党政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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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以党统政”在战前即已实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和决策机关，是国民党“以党统政”的制度性管道。虽然从30年代初期开始中政会的权力日益受到蒋介石军权的侵蚀，但中政会在形式上和法理上仍维持其最高政治枢纽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体制需要，蒋介石设立国防最高会议。1939年1月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直至1947年4月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非单纯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战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法理上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举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案，国民参政会的提案与建议，重要内政外交问题的决策，以及高级军政要员的任免等，无不经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讨论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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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在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党居首位，党的地位在军政之上，是为“以党统政”的表征。[20]事实上，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中，党政军三位一体，很难厘清其权力序列和相互关系。就人员组成而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11名常务委员中，6人是政方的，3人是党方的，2人是军方的。[21]就隶属关系而言，它在名义上仍须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但在当时国民党人眼中，国防最高委员会更像是一个以军方为首的权力机构。一些国民党中委力主提高中常会的权力，修改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法，将国防最高委员会纳入中常会的统辖指导之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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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总揽党政军一切大权。无论是“以党统政”，还是“以军统党”，最终是蒋一人独裁。在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王昆仑公开提出质询：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常务委员会本为权力机关，何以经常不负责任？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此一问颇扼要，然常会诸公无以答。因非彼等不欲负责，重要各事均先经总裁批准，提出常会，因总裁向不出席，只有照案通过。常务委员并无表示意见之机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系应战时需要处理一切军政问题者，亦因总裁虽任该会委员长，亦不常出席之故，致党政诸大问题均决之于会议以外，实为目前之大问题。总裁责任繁重，绝不能对各方面之问题作周密之考虑，遂形成近日少数人上签呈之政治，负责讨论大计之中枢机构形同虚设矣。”[23]可谓道破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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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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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一级，省党部与省政府二元并立的格局并未改变。变更之处，表现在战前省党部委员不能列席省政府会议，而战时调整党政关系后，省党部主任委员不仅可以列席省政府会议，而且要求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战前除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少数省区外，省政府主席一般不兼任省党部委员。抗战开始后，战区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大多由省主席兼任，而省主席又大多由战区军事首领担任。这种省级党政军最高人事一体化，实际上是蒋介石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的体制之翻版。由于战区各省党政军大权操诸军事将领之手，无形中使地方军权更趋膨胀，以至酿成“新式军阀”割据之势。其时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即称：“自抗战后，各省又渐由统一而变为割据，新式军阀较前之北洋旧军阀，尤为骄横，中央威信，远不如5年以前，无论如何措置，恐终难收圆满之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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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还表现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立上。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3月，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主任委员。其职责为统筹战地党政军之设施，并负指导、考核、监督之责。该委员会在各战区分别成立分会。分会具有统筹指导战区内各省党政军民事务的权力。其地位实际介于中央和省区之间。分会主任委员一般由战区总司令兼任。以鲁苏战区党政委员会为例，主任委员由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兼任，副主任委员分别由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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