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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县党部书记长的声望和地位，蒋介石曾打算让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县长。[40]但这种解决方法不切实际。因为县长的任命权控扼在省级军政首脑手中，省党部乃至中央党部均无权让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县长。同样，地方党务主要操纵在CC系一派之手，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无法让县长兼任县党部书记长。由于党政之间各成系统，互立门户，多数县区“党政融化”有名无实。在县级党政关系中，县党部大多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无法与县政府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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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规定，县长原则上回避本籍（避县不避省），而县党部书记长和委员则以本县人担任为原则。[41]县党部书记长的任期一般比县长的任期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少数县党部书记长凭借地方势力的支持，与县长分庭抗礼，甚至把持县政。但这类情形并非普遍。国民党中央也一再强调，县党部对县政府机关人事，不得干涉，违者以违反纪律议处。[42]县党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吸收党员，发展基层组织。尽管国民党中央要求县党部协助县政府指导和推行地方自治，实际上县党部对县政决策几无置喙之地。县党部在法理上对县政府施政有监督之权，但县政府对这种监督往往加以抵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县党部显得软弱无能。县党部自身也因此士气低落，不足以号召民众。1940年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曾对县级党政关系做过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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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党部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县政府也会视之为对政府的干涉。如果党部提出建议，那么肯定会被县政府忽视；如果县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上诉性报告，后者通常是避免作出判断，或者将它视为党政官员之间微不足道的争吵，甚至指责县党部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央党部处理这类事情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广泛的士气低落，党的工作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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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前与战时党政关系的演变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党政失衡与党权日趋低落的轨迹。不少国民党党员颇为党权低落而愤愤不平，强烈要求提高各级党部的权力，真正做到“以党治国”，“以党统政”。[44]他们认为战时“地方党部在工作上既有零碎空泛之嫌，在地位上，更远逊于同级政府，若不设法调整，必使民众对党永持轻视心理，降低党之价值”。[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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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权低微，直接影响党组织机能的发挥。1945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申言：“党有管、教、养、卫四种作用，今日据事实以观，似均失却。”管，即管理政治，自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党管政治之意即完全失却；教，即训练青年，自三青团成立，此作用亦失；养，指社会事业，自社会部成立，此权利即划归政府；卫，指与“异党”斗争，陈认为“现在党员此种意识异常销沉”。[46]依陈之意，党的四大职能中，除最后一项为党员自动放弃外，其他三项均为政府和三青团所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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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人的观察，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显得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在战地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各级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47]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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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纪录》，1938，第10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1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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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1月），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215～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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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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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1938年5、6月间，蒋介石曾明白指出：“如有必要，宁使目前将党部停闭，从新改造。”蒋介石：《救国必须救党》（1938年5月30日），《革新党务巩固党基》（1938年6月1日），两文均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270～281、287～292页。至于更改党名，据陈布雷回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曾有“化多党为一党”的想法，提出如各党派赞成与国民党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参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43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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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台湾学者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一书做过深入详尽的探讨。本节的叙述主要借鉴和参考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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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廉回忆录》，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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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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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介石：《对于青年团工作的检讨和感想》（1938年9月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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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118页；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8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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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自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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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国民党福建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福建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1947，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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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4日载：“组织青年团之时期正式发表当在大会之后，而以力行社为基础，当从速准备。”5月5日载，预定“力行社与青年团之连接方案与整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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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100～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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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3月31日，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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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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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汇录》第2册，1943，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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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引自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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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蒋介石日记1948年5月26日载：“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此实为平生最大之过失。……今后本党方针不出二途：其一为彻底改组，将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其二为任各派自动组党，使之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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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1，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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