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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和渗透程度比30年代大为强化。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针对战前党机器软弱无力、松弛涣散的状况，决定今后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蒋介石训示，不仅各省各县必须普遍设置党部，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进一步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并规定除省县两级党部对外公开外，县以下的区党部、区分部和小组均秘密进行；区党部与区分部书记本人应有固定职业，不向党部支薪。区党部按地理、交通及行政区域划分，同一党政机关、事业机构或学校中，党员满60人以上，得成立区党部。区分部依党员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满5人即可成立一个区分部，超过20人时，分为两个区分部。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单位，每一个党员均须参加区分部或小组会议。小组会议和区分部党员大会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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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要求恢复北伐时期一度推行，1927年执政后废止了的“党团”制度。“党团”主要设置于非党的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在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内，党员的言行须受“党团”的节制。党员“须听命于党团，遵守党团的决议，没有自由意志，不得自由行动”。[5]除此之外，国民党又于1940年开始在党员中推行监察网组织。该组织于每一区分部中选择党员1～3人为监察员，负责调查所在地党员的言行，如有背叛主义、违犯法令及不遵守纪律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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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过去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蒋介石在推行“新县制”的同时，要求县以下“党部机构与行政相辅为用”。蒋介石设想，“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则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7]蒋介石特别要求基层党部选拔和介绍保甲长入党。他说：“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党员，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惟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8]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陷，蒋一再强调国民党组织要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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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蒋介石所设想，党政力量双管齐下，自中央、省、县，直至区、乡、保、甲，将政治控制轨道一直铺设到每家门口，并真正发挥作用，那么无论是其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动员能力，还是社会汲取能力，都将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蒋介石为战时国民党描绘了一幅全能主义的政治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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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制”下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法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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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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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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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看，蒋介石的理想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个省市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一级党部由1939年的1128个扩张到1992个。这意味着全国省县两级基本上覆盖了国民党组织。县以下基层社会，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发展到1945年的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至1945年的78681个。[9]1945年，全国至少有1/3的乡镇和保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或区分部。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县以下基层社会，与乡村民众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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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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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汪伪政权建立后，汪伪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也相继建立。沦陷区原有的市县党部不少投入日伪怀抱，基层国民党党员变节者更不乏人。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基础遭到严重摧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国民党党员占全国党员的比例，由1935年的10%增至1945年的19.1%。而战前党务基础雄厚的广东省，党员比例由25.4%降至9.4%。江苏、河北等沦陷省区党务濒临绝境，据1945年的统计，两省党员在全国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均在1%以下（参见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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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国民党“五大”与“六大”时党员地域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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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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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员地域基础变动的同时，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蹿升。这与战时强制公务员入党有关。其实，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公务员入党，等于全体不入党。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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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政权内迁，内地省区的旧权力“精英”摇身一变为党员干部。这些人早在军阀时代就已受雇于地方当局，或者是内地基层社会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持旧的社会政治现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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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中，“农业”类党员的比例占据第二位。这些“农业”党员显然不是农民党员，主要是一些受过初等教育和私塾教育的乡镇保甲人员和地主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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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水准明显下降。受过高等教育（含专门研究、留学、大学、专科和军警学校）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26.5%下降到1945年的8.3%；而中小学、私塾和各种训练出身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55%上升到81.7%（参见表13-3）。战时党员大多来自内地省区的县城和小镇。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更加偏重于传统，对外界新思想新事物深怀疑虑，对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极力抗拒。党变成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和社会权势的招牌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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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与职业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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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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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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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以前，国民党发展党员无预备期。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颁布《征收预备党员实施办法》，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又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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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有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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