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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规定每一区分部举党员1～3人为监察员，负责调查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如有背叛主义、违犯法令及不遵守纪律等行为，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71]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8年间，数百万党员中，受惩戒的总计不过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1600多人（参见表13-4）。被开除党籍者，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战时只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就基本上不会被开除出党。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如1941年，就有12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分别仅受到注销党证、停止党权和警告等处分。1942年，有3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只受到注销党证的处分，另有5名叛国附逆者甚至免予处分。[72]另一方面，在战时被开除党籍者中，有的是因为自动请求脱党。如1940年1月，福建省平潭县党部向省党部呈报：“何义明延不履行报到，自愿脱离党籍，附党证一枚，请察核注销。”省党部复称：“呈悉，查党员自愿脱离党籍，应依照《党员及党部处分规程》，以违背党纪论，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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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4 国民党党员受惩戒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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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4 国民党党员受惩戒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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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自动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内聚力。在这种情况下，党纪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当时党内有人自嘲国民党已不成其为一个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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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国民党党务则更为不堪。以江苏为例，据1938～1939年的报告，“江南各县党务，近数年来，原已徒存形式，延至今日，几至名实俱亡”。各县党委“平时养尊处优，徒尚空谈，其尤甚者，或作意气之斗争，或寄闲情于嫖赌，或包揽词讼，借端渔利，或私植党羽，欺压小民，其能本革命立场为民众谋福利者，乃如凤毛麟角”。“苏北各县党务部，其稍洽舆望之人，大都避居内地，因是党务不能推动，民众无由领导……年少血气之徒，激于一偏之见，遂以为本党无望，因而投身于共产组织……而本党同志狃于苟安心理，不能充实本身工作以领导社会发动民众，徒张惶其辞，不曰某也汉奸，即曰某也异党，枉杀故纵往往而有，盖自身工作不能充实，未有不为异党及敌伪所乘者。”[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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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后期，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战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做一些道德训诫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整党举措。在蒋看来，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不堪救治。蒋慨言：“我一生之苦厄，在于党务也。”[76]据王子壮观察：“（抗战）胜利以还，蒋先生对党益无好感，大有被摈之势。”[77]不过，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才痛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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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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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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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1945，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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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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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第24期，193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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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党员监察网组织纲要》（1940年3月通过），中央训练团编印《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1942，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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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组训练纲领》（1939年3月），《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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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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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四年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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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第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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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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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田世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安徽文史资料》第12辑，1983，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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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军队党务中心工作》，《组织与训练》第1卷第3期，193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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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庞盛文：《抗日时期五战区国民党党团活动》，《襄樊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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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峙等12人提：《军队党工与政工之关系应予彻底调整借以增高工作效率而利党务案》，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纪录》，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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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S6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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