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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福建省公安厅干训队编《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国民党区分部）》（手稿，材料提供者：蔡诚铭），1953，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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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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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邹鲁：《中国国民党概史》，重庆正中书局，1939，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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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蒋介石：《四中全会之成就与本党今后应有之努力》（1947年9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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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方觉慧：《党务上几个问题》，《中央日报》192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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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陈健夫：《中国国民党的前途》，重庆知行出版社，1945，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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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程思远：《如何改造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12期，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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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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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纪录》，1940，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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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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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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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1941年度，第65页；1942年度，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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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平潭、仙游、德化县党部入党申请书》，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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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发刊词》，《革新周刊》创刊号，194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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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江苏省京镇区溧水溧阳宜兴高淳四县党务概况调查》（1938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派赴苏北视察员季强成1939年12月15日呈视察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717（4）-406，717（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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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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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9月10～11日，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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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十四章 “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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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大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其幽微之处，表现为派系在其法理上的“非法性”，及由此而导致其活动的隐蔽性；正是这种隐蔽性使局外人很难探知其晦暗的内幕。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外界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从战前至战后，自中央至地方，国民党派系之癌几乎无所不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相隔10年之后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内各派系提供了一个权力竞争和实力较量的绝好场域。在这次大会前后，国民党党内各派系充分展示和释放了战时8年各自所蕴蓄的组织能量。在这一场较量中，各派系为了制胜对手，彼此合纵连横而又循环不绝地相互挑战。在表现形式上，战前派系的余绪以更具组织性和公开化的形式崭露出来，战时以新生力量自居的三青团也顺理成章地落入派系倾轧之中，甚至战后以挽救国民党相号召的“党政革新运动”亦深深地烙上了派系的印记。这使人深切地感到，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资源、政治举措乃至政治革新，均难以逃避其极具扩张性和渗透力的派系之癌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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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中央委员的派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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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除了考察其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外，自然不能忽视对其权力精英的分析。但如何界定国民党的权力精英，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成员自然是国民党的精英；而另一种看法，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执会只是国民党法理上和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其成员并不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力，自然也难以一概视作国民党的精英。[1]本书第七章曾对此做过探讨，基本上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不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毕竟是法理上的党统象征，故虽是一枚橡皮图章，蒋介石及其党内竞争对手仍仰赖它提供党统的合法性依据。中央委员虽然并非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但仍具有名义上的崇隆地位。正因为此，无论战前战后，中央委员的席位一直是党内各派系觊觎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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