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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陈健夫：《中国国民党的前途》，重庆知行出版社，1945，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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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程思远：《如何改造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12期，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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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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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纪录》，1940，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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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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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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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1941年度，第65页；1942年度，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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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平潭、仙游、德化县党部入党申请书》，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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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发刊词》，《革新周刊》创刊号，194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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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江苏省京镇区溧水溧阳宜兴高淳四县党务概况调查》（1938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派赴苏北视察员季强成1939年12月15日呈视察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717（4）-406，717（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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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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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9月10～11日，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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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十四章 “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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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大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其幽微之处，表现为派系在其法理上的“非法性”，及由此而导致其活动的隐蔽性；正是这种隐蔽性使局外人很难探知其晦暗的内幕。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外界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从战前至战后，自中央至地方，国民党派系之癌几乎无所不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相隔10年之后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内各派系提供了一个权力竞争和实力较量的绝好场域。在这次大会前后，国民党党内各派系充分展示和释放了战时8年各自所蕴蓄的组织能量。在这一场较量中，各派系为了制胜对手，彼此合纵连横而又循环不绝地相互挑战。在表现形式上，战前派系的余绪以更具组织性和公开化的形式崭露出来，战时以新生力量自居的三青团也顺理成章地落入派系倾轧之中，甚至战后以挽救国民党相号召的“党政革新运动”亦深深地烙上了派系的印记。这使人深切地感到，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资源、政治举措乃至政治革新，均难以逃避其极具扩张性和渗透力的派系之癌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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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中央委员的派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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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除了考察其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外，自然不能忽视对其权力精英的分析。但如何界定国民党的权力精英，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成员自然是国民党的精英；而另一种看法，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执会只是国民党法理上和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其成员并不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力，自然也难以一概视作国民党的精英。[1]本书第七章曾对此做过探讨，基本上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不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毕竟是法理上的党统象征，故虽是一枚橡皮图章，蒋介石及其党内竞争对手仍仰赖它提供党统的合法性依据。中央委员虽然并非都拥有真正的决策权，但仍具有名义上的崇隆地位。正因为此，无论战前战后，中央委员的席位一直是党内各派系觊觎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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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4年改组起，至1949年败离大陆止，25年间，国民党总共召开过6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间最短间隔2年，最长间隔10年。愈往后间隔时间愈长。这也意味着其实际功能日趋弱化，由一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逐渐蜕化为一个党统象征性机构。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由孙中山和汪精卫主持外，其余各次基本上均掌控在蒋介石之手。由于个人道德威望远逊于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蒋在国民党内一直难以服众。特别是192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多数出席代表由南京中央指派，激起以改组派为首的一大批左翼国民党分子的强烈不满。当时蒋自我辩称：“他们以为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指定，是中央反民主的行动，殊不知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事实上也是指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除指定的代表外，大部分还是选举的。这都是事实。为什么抹煞这种事实，独指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不民主？”[2]就事实而论，蒋的辩解并非虚语。大会代表由孙中山指定可，由蒋介石指定则不可；由孙中山独裁可，由蒋介石独裁则不可。这似乎有悖公平。国民党“一大”制定党章时，孙中山本来主张仿效俄共实行委员制，但党内不少人坚持要加入“总理”一章，请求总理独裁。这正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所在。而蒋介石亦想步孙中山的后尘，行使党魁的独裁权力，显然为时尚早。是时蒋在国民党内的实力和威望均难以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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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二大”至1935年“五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均有派系倾轧和派系妥协色彩。由于全代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更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全代会的重复召开，势必产生出多个中央委员会。当各派达成妥协时，中央委员的职位又成为各派政治分赃的对象与讨价还价的筹码，由此遂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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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五大”以后，国民党除于1938年召开了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召开过正式的全代会。这期间除了战争的因素外，主要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强化和稳固有直接的关系。1936年胡汉民的逝世和1939年汪精卫的投敌，党内反蒋势力相继淡出政治斗争的舞台。蒋在党内的地位不再受到强劲对手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蒋已不大需要全代会这枚橡皮图章为他提供合法性依据。特别是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其个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蒋遂视全代会若蔽履。这一情形与苏（联）共斯大林的情形极为相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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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前有所不同的是，战时及战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不再是反蒋派系与拥蒋派系之争，而主要表现为拥蒋派系内部的彼此冲突。各派在共同拥护蒋介石的前提下，尽量扩充各自的政治资源。抗战以前，拥蒋派系之间（主要是CC系与力行社）的冲突即已存在，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训令这两大派系停止其小组织活动。CC系的“青白团”和力行社于1938年春夏之间同时宣布取消。但随后两派又以“党方”与“团方”的对抗形式延续下来，并呈更激烈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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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长期将党务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党务大权长期操控在一派之手，导致党内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党员对党所应尽的忠诚和义务被派系侵蚀殆尽。党员不向党而向派系领袖寻求个人出路，浸至只知有派、不知有党的局面。如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党原为人事之领导，故党如健全，必有合理之人事制度，现在之一凭个人好恶为之升迁降调，至不合理，以故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思攫党中地位者亦必以此位为觊觎之目标，是党之用人权系于一人之过也。同时中下级辛苦多年而有成绩之干部，因不得升迁而抑郁特甚，是党中最大之损失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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