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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大会开幕当日（5月5日）晨，CC方面代表忽向联合阵营代表发出一信，否认会前所达成的协议，并拒绝今后继续商谈。联合阵营方面得悉后大为震怒，认为CC方面有意欺诈，乃紧急召集联合各派代表200多人会商对策。代表多主张对CC以猛烈还击，有的甚至提议缴出党证，不再做党员，其汹汹群情，大有欲对CC宣战之势。最后各派代表商定，由朱家骅、陈诚和张治中三人相机向蒋介石申诉，同时加强竞选活动，另成立一个发言委员会，由贺衷寒和刘健群等人负责，统一联合阵营在全代会会场的发言口径，以便集中火力抨击和揭露CC的阴谋。联合阵营还拟定20位CC骨干名单，声言绝对不予投票，以打击CC之中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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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得悉联合阵营集会消息后，抢先向蒋介石告发。开幕日当晚，蒋召见联合阵营方面的陈诚、张治中和CC方面的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人。蒋首先质问陈诚和张治中何以召集会议反对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陈诚答以集会不过互相交换意见，同时也将全代会开幕前与CC方面协商之经过以及CC方面反悔失信的情形报告蒋，并告发CC所定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有贪污和曾任伪职者。蒋当即质问陈立夫何以如此糊涂，并大骂其所为有失党的威信。最后蒋训示双方要团结互助，切不可自相斗争。[24]事后，CC方面对外散布谣言，谓陈诚、张治中等遭蒋责骂。同时向联合阵营方面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但联合阵营方面已无意再谈，指定贺衷寒、刘健群负责指挥30多人，准备在大会论辩交锋时，予CC以猛烈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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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亦成了此次大会上争持的焦点。以CC为代表的党方欲将三青团统辖于国民党之下，而以力行社为代表的团方则力争三青团与国民党脱离干系，并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在此次全代会上，CC系提出三青团应受国民党节制，而蒋介石则属意将三青团纳入政府系统。蒋既有此意，CC系亦不便反对。1938年临时全代会通过之国民党总章中，曾载有“本党训练青年设青年团”之条文，此次大会决定将此条文删除。大会在总章审查报告中最初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宪政时期应隶属国家”，但当审查报告印发给代表时，忽改为“隶属于国家教育系统”。三青团方面怀疑又是CC系玩的把戏。因CC既无法将三青团纳入党方统属之下，则希望将三青团改为国家教育系统下属的一个组织，以便在党内另成立一个青年组织。但CC的企图最终因三青团的反对而未能如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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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召开前夕，在分配代表名额时，蒋介石手谕加三青团代表60人，而CC方面则认为，三青团60万团员中，有50万非党员，让此等代表参加党的会议，似不伦也。但因是总裁手谕，CC不敢公开抵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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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虽已多日，而各派最为关注的中委选举办法尚未定夺。CC方面主张新中委候选人提名，由出席代表每3人中推举1人，并按地区和部门分类，各不相犯。CC势力分布甚广，分区分类推举候选人自然对CC有利。而联合阵营方面极力反对分区分类，提议由出席代表自行报名竞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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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介石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张治中等人会商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新一届中委名额为250人。编列候选人名单时，共列出274人，而CC上届中委尚有20人未能列入。陈果夫要求追加，获蒋批可。政学系闻讯亦要求增列，陈果夫得悉又追加一批，遂使新中委候选人名额大为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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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认识到中委的选任大权最终掌控在蒋介石之手，于是投蒋所好，联合上届中委及部分代表约300人上书蒋，表示愿将中委选举权奉献于蒋。联合阵营方面闻讯，亦接踵向蒋上书表示异议，指称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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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阵营与CC系的较量随着新中委选举日的临近而更趋激烈。大会预定5月19日为新中委选举日。投票前夜，双方进行了最后一轮秘密谈判。但因互不相让，双方不欢而散。翌日，大会正式选举。蒋以总裁身份亲临主持。当蒋向大会代表宣布新一届中委名额和选举办法时，全场哗然。因蒋将中委名额增至460人（含候补），人数为历届中委之最。而更令代表们惊愕的是其奇异的选举法。选举票计分两种：甲种票系从约800名候选人名单中圈选出460人；乙种票则从蒋介石推荐的480人中叉去20人，以余下的460人当选。两种选票由与会代表自择一种。蒋声明因有300名选举人愿将选举权交其支配，故强调新办法不容反对。甲种票圈选不仅耗时，而且稍一不慎，圈选溢额即成废票。名额暴增后，联合阵营原定布局亦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代表只好采用乙种票付投。而乙种票完全为蒋个人意志的体现。各位代表跃试已久的选举权最终被蒋介石剥夺。为了宣泄对蒋的不满，“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顺口溜在会场内外迅速哄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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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新中委名单正式公布。CC系恃其组织实力和蒋介石的偏袒，再次赢得绝对优势，以117席占居中委总数的1/4以上，为其他各派望尘莫及。CC之下，占据第2位者为黄埔系/力行社/三青团派系统，为33席。此外，政学系14席，朱家骅系10席，桂系10席（参见表14-1）。联合阵营方面所获席位显然与其期望相距甚远。六届中委的构成充分展示了40年代国民党各派系的实力和组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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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国民党五届、六届中央委员的派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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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1924年第一届中委产生后，中委名额与届俱增，时人讥讽国民党中委人数如同战时通货一样膨胀不止。中委本为党内最高权力精英，其决策机制和政治威望均要求其人数应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然而随着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推演，中委名额逐届递升。中委之崇隆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逐渐流失。由于名器过滥，当选者亦感其荣光大减当年。戴笠在六全大会前声称不参加中委竞选，侍从室幕僚唐纵即认为“彼因有其固有之权力与地位，故不在乎此虚名也”。唐纵本人在此届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委。他在当选当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如此中委，不过尔尔！我实不感到何等兴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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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所以空前扩增中委名额，意在缓解国民党各派之间的争夺态势。身为一党总裁，犹如一家之长，面对众多子女为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只好大开空头支票。蒋在分配六届中委时，既要照顾嫡系门生，又不能无视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新生少壮派的诉求不能不予考虑，元老重臣的既得权益也得维持，还有省区、职业等需要平衡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幅扩增中委名额。[31]但名额再多，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一些落选者愤而要求脱党，缴还党证，还有的不满足于当选候补中委而要登报辞退。[32]蒋的良苦用心，不仅未能弥缝党内各派之间早已治丝益棼的歧见和纷争，相反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党心民心大量流失。会后，蒋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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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令人忧郁者，无论党政军教各干部不见有一为公忘私，顾大局，识大体，宽宏中正之同志，尤可痛者，乃皆各不相下，彼此互相攻讦，而绝无谅解与合作之诚意，万一不幸，如果一旦中殂，则党国纷纭离析，不知如何结局矣。如何能使之团结一致，互助合作，继承革命，完成建国使命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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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实际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特别是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原三青团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分别并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60人，再增至590人，[34]使本已过滥的中委更加贬值。随着中委的激增，中央常委亦随之扩充。二三十年代，中央常委人数一直控制在3～9人。抗战时期中央常委增至15～25人，战后进一步涨至35～55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常委的身价随之贬损，其实际决策权力亦在臃肿的机构运作中名存实亡。战后跻身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赖琏在晚年回忆时这样写道：“我当时愚蠢而又幼稚的思维，以为我们做了中央常委，便已达到党部组织的最高峰，应该可以凭借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会议那些机构，实现我们改革党政，消除赤祸，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我们力竭声嘶的空嚷一阵，还是进步毫无，一筹莫展。最后总裁还在庐山召集我们谈话，严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我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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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的召开，预示着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唐纵对蒋介石指定中委以及“六大”的巨额耗费深为不满。他在日记中慨叹：“选举方法，中委产生全由总裁指定，则党员意志何在？因此而大失人心，至以为忧！”又称：“六全大会结果，外间反应甚劣！有将党证奉还中央者，有直接责备组织者”；“闻六全大会职员近千人，耗费近十万万元，如此糜费，不务实际，国民党安得不失败！可为浩叹！余被选为中央委员，实甚耻之！余为国民党分谤，抑将为国民党分罪！”唐纵还进一步分析说：“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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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唐纵外，王子壮日记亦可印证“六大”前后国民党人心涣散的颓局。面对抗战胜利在望的局势，王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乐观，相反怀有一种深深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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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结束，东亚前途自离胜利不远，但遍察内在危机，滋蔓日甚，日寇纵能击溃，而胜利是否属我，确为问题。此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极见人心之涣散，领袖之尊严为之减低不少，党内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国民大会后，党将成分裂之局，更如何能克制共党，挟全党之力难以制胜者，况复自己之分化。此为党内最危险之现状，不知总裁将如何挽救此危险局面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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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召开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六大”，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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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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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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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是颓象大露。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中共党人、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均对国民党的表现做过种种评判。由于这些评判大多偏于负面取向，长期以来一些对国民党怀具“理解之同情”者难免质疑这些评判的客观性和可信度。鉴此，有必要考察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危局是如何认知和评判的。这种自我认知和评判，当能有助于揭示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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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7年，在国民党内部，曾发动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对发起者而言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但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即使是一场流于清议的运动，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考察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政治面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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