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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大会上的派系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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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举行。这次大会值抗战胜利在望之际，本有望开成一次在国民党历史上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然而结果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六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大会四大议题：一是国民大会之召集；二是宪法草案之研讨；三是党章之修订；四是政治纲领之研讨。[12]然而各派对此次大会的关注焦点完全不在政策的研讨上，而在权力如何再分配上。大会最终成为各派进行激烈政治角逐的战场，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次大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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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势力对党务的长期独统，首先引来其他派系的嫉恨和挑战。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与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新桂系的白崇禧、政学系的张群，以及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等人就曾相约在全会选举中常委时，不选陈立夫。但在此次中全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重掌中央组织部后，将朱家骅原有人马一一剔除出局。朱派与CC派壁垒日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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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对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充满期待。CC在上届中委选举中已占尽先机，此次大会又由其重掌党务组织大权，自然威胁到其他各派的利益。当时重庆盛传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各派对CC的警觉：“代表大会即日开，CC卷土又重来；大小委员自由派，他坐轿子你来抬。”[14]据王子壮观察，蒋介石之所以让陈立夫重掌党务，“以为国际国内对现状不满之时，用自己最嫡系最亲信之人较有把握”。而王子壮则认为，“二位陈先生以往十余年之政绩如何，固人所共知，其理论不足以号召党人，其态度则不免于褊狭，其最优之点不过忠实努力，能为蒋先生造成党内之一系干部而已。由今日环境以观，蒋先生既为全国之公认领袖，宜在理论的统率，统一的教导，此正二陈之最不擅长者”。[15]王子壮没有加入任何一派。他的看法，大约代表了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各方对蒋介石让陈立夫重长组织部普遍表示不满，连元老派也不例外，咸以陈氏兄弟主党，只会加剧党内的分裂趋向。丁惟汾在愤懑之余，数月不出席中央常会，以示抗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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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代会开幕前夕，军统方面的情报即称：“这次六全大会，本党人才汇集，而意见却是异常纷歧，虽然有人奔走要求团结统一，而你争我夺终于派别林立，各不相下，代表之中有十分之八九想竞选中委，而未弄得代表资格者亦有百余人抱中委之希望。活动！活动！花天酒地之不够，‘基本票’之黑市已到200万之多。”有的代表公开声称，若有人推其为中委候选人，即以负其将来任何责任为酬。为了拉选票，有的甚至动用大卡车、小轿车数辆与法币上千万收买代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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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竞争中，除CC系外，较具实力的还有三青团派、黄埔系、朱家骅系、孙科的太子派、新桂系等。各派均感到无法单独与CC系相抗衡，唯有联合起来对CC进行围堵方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以CC系为一方，以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系、新桂系等组成的联合战线为另一方，分化为两大阵营。双方颇有均势之象。[18]尽管CC以外的其他各派之间亦互为竞争对手，但为了一致对付CC系，暂时结成了同盟，大有同仇敌忾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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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召开前夕，以陈诚、张治中、朱家骅、吴铁城、白崇禧、康泽等人为首的各派反CC联合阵营即已初步形成。他们成立了一个竞选联合办事处，下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军队党员代表，召集人为贺衷寒；第二委员会负责国内党员代表，召集人为康泽；第三委员会负责海外党员代表，召集人为郑介民。此外由各派分别指定一人为派系之间的联络员。[19]联合办事处成立后，频频聚会商讨对CC的反制之策。如此阵容庞大、组织有序、目标明确的派系联合战线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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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联合阵营外，其他一些势单力薄的小派系亦对CC心怀不满，如元老派力主上届中委对新一届中委没有提名权，其意亦在抑制CC。云南地方实力派在大会前曾与CC私下达成协议：CC要求云南派将原朱家骅系的省党部书记长撤换，代之以CC系的人；作为交换条件，CC许诺云南派可在六全大会上获得6个中委名额。但当云南方面撤换省党部书记长后，CC系改口只答应给云南方面2～3个中委，而且最终能否选出，尚难预卜。云南方面始知为CC所骗，亦对CC极表不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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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六全大会的代表总额为671人，内中出席代表535人，上届中委136人。[21]会前为出席代表的名额分配，党内各派已展开过一场争夺战。CC在这场争夺战中初战告捷。CC本以为凭其多年来累积起来的地方组织基础，对新一届中委选举可以完全把持，稳操胜券，未料激起其他各派的联合围堵，顿时乱了阵脚。加之CC骨干分子均有觊觎中委的野心，内部成员之间亦相互纷争。据称当时CC内部的小集团主要有二：一是高级班同学会，一是政大同学会。此外还有西北、华北、东南、川康等地域性的小组合。二陈兄弟一时也不易平衡和控制内部各小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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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会前来自军统方面的情报分析，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派和新桂系等组成的联合战线所能掌控的代表人数，与CC系所掌控的代表人数大致持平，阵营双方呈势均力敌之态。这使CC系的操纵垄断计划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CC系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变措施。攘外必先安内，二陈首先整合CC内部，召集地方党部代表开会，要求各代表一致服从中央组织部的指令，不准私人竞选中委，否则将受严厉制裁，并强制各代表书面承诺愿听从组织部支配。与此同时，CC对外调整策略，与各派联合阵营虚与委蛇。大会开幕前夕，二陈派代表张道藩、张厉生、郑亦同和余井塘4人，与联合阵营代表康泽、刘健群、贺衷寒、潘公弼等8人举行谈判。双方就中委选举办法、中委名额以及主席团名额分配等问题达成书面妥协，并由双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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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大会开幕当日（5月5日）晨，CC方面代表忽向联合阵营代表发出一信，否认会前所达成的协议，并拒绝今后继续商谈。联合阵营方面得悉后大为震怒，认为CC方面有意欺诈，乃紧急召集联合各派代表200多人会商对策。代表多主张对CC以猛烈还击，有的甚至提议缴出党证，不再做党员，其汹汹群情，大有欲对CC宣战之势。最后各派代表商定，由朱家骅、陈诚和张治中三人相机向蒋介石申诉，同时加强竞选活动，另成立一个发言委员会，由贺衷寒和刘健群等人负责，统一联合阵营在全代会会场的发言口径，以便集中火力抨击和揭露CC的阴谋。联合阵营还拟定20位CC骨干名单，声言绝对不予投票，以打击CC之中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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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得悉联合阵营集会消息后，抢先向蒋介石告发。开幕日当晚，蒋召见联合阵营方面的陈诚、张治中和CC方面的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人。蒋首先质问陈诚和张治中何以召集会议反对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陈诚答以集会不过互相交换意见，同时也将全代会开幕前与CC方面协商之经过以及CC方面反悔失信的情形报告蒋，并告发CC所定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有贪污和曾任伪职者。蒋当即质问陈立夫何以如此糊涂，并大骂其所为有失党的威信。最后蒋训示双方要团结互助，切不可自相斗争。[24]事后，CC方面对外散布谣言，谓陈诚、张治中等遭蒋责骂。同时向联合阵营方面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但联合阵营方面已无意再谈，指定贺衷寒、刘健群负责指挥30多人，准备在大会论辩交锋时，予CC以猛烈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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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亦成了此次大会上争持的焦点。以CC为代表的党方欲将三青团统辖于国民党之下，而以力行社为代表的团方则力争三青团与国民党脱离干系，并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在此次全代会上，CC系提出三青团应受国民党节制，而蒋介石则属意将三青团纳入政府系统。蒋既有此意，CC系亦不便反对。1938年临时全代会通过之国民党总章中，曾载有“本党训练青年设青年团”之条文，此次大会决定将此条文删除。大会在总章审查报告中最初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宪政时期应隶属国家”，但当审查报告印发给代表时，忽改为“隶属于国家教育系统”。三青团方面怀疑又是CC系玩的把戏。因CC既无法将三青团纳入党方统属之下，则希望将三青团改为国家教育系统下属的一个组织，以便在党内另成立一个青年组织。但CC的企图最终因三青团的反对而未能如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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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召开前夕，在分配代表名额时，蒋介石手谕加三青团代表60人，而CC方面则认为，三青团60万团员中，有50万非党员，让此等代表参加党的会议，似不伦也。但因是总裁手谕，CC不敢公开抵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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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虽已多日，而各派最为关注的中委选举办法尚未定夺。CC方面主张新中委候选人提名，由出席代表每3人中推举1人，并按地区和部门分类，各不相犯。CC势力分布甚广，分区分类推举候选人自然对CC有利。而联合阵营方面极力反对分区分类，提议由出席代表自行报名竞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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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介石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张治中等人会商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新一届中委名额为250人。编列候选人名单时，共列出274人，而CC上届中委尚有20人未能列入。陈果夫要求追加，获蒋批可。政学系闻讯亦要求增列，陈果夫得悉又追加一批，遂使新中委候选人名额大为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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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认识到中委的选任大权最终掌控在蒋介石之手，于是投蒋所好，联合上届中委及部分代表约300人上书蒋，表示愿将中委选举权奉献于蒋。联合阵营方面闻讯，亦接踵向蒋上书表示异议，指称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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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阵营与CC系的较量随着新中委选举日的临近而更趋激烈。大会预定5月19日为新中委选举日。投票前夜，双方进行了最后一轮秘密谈判。但因互不相让，双方不欢而散。翌日，大会正式选举。蒋以总裁身份亲临主持。当蒋向大会代表宣布新一届中委名额和选举办法时，全场哗然。因蒋将中委名额增至460人（含候补），人数为历届中委之最。而更令代表们惊愕的是其奇异的选举法。选举票计分两种：甲种票系从约800名候选人名单中圈选出460人；乙种票则从蒋介石推荐的480人中叉去20人，以余下的460人当选。两种选票由与会代表自择一种。蒋声明因有300名选举人愿将选举权交其支配，故强调新办法不容反对。甲种票圈选不仅耗时，而且稍一不慎，圈选溢额即成废票。名额暴增后，联合阵营原定布局亦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代表只好采用乙种票付投。而乙种票完全为蒋个人意志的体现。各位代表跃试已久的选举权最终被蒋介石剥夺。为了宣泄对蒋的不满，“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顺口溜在会场内外迅速哄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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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新中委名单正式公布。CC系恃其组织实力和蒋介石的偏袒，再次赢得绝对优势，以117席占居中委总数的1/4以上，为其他各派望尘莫及。CC之下，占据第2位者为黄埔系/力行社/三青团派系统，为33席。此外，政学系14席，朱家骅系10席，桂系10席（参见表14-1）。联合阵营方面所获席位显然与其期望相距甚远。六届中委的构成充分展示了40年代国民党各派系的实力和组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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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国民党五届、六届中央委员的派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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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1924年第一届中委产生后，中委名额与届俱增，时人讥讽国民党中委人数如同战时通货一样膨胀不止。中委本为党内最高权力精英，其决策机制和政治威望均要求其人数应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然而随着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推演，中委名额逐届递升。中委之崇隆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逐渐流失。由于名器过滥，当选者亦感其荣光大减当年。戴笠在六全大会前声称不参加中委竞选，侍从室幕僚唐纵即认为“彼因有其固有之权力与地位，故不在乎此虚名也”。唐纵本人在此届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委。他在当选当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如此中委，不过尔尔！我实不感到何等兴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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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所以空前扩增中委名额，意在缓解国民党各派之间的争夺态势。身为一党总裁，犹如一家之长，面对众多子女为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只好大开空头支票。蒋在分配六届中委时，既要照顾嫡系门生，又不能无视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新生少壮派的诉求不能不予考虑，元老重臣的既得权益也得维持，还有省区、职业等需要平衡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幅扩增中委名额。[31]但名额再多，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一些落选者愤而要求脱党，缴还党证，还有的不满足于当选候补中委而要登报辞退。[32]蒋的良苦用心，不仅未能弥缝党内各派之间早已治丝益棼的歧见和纷争，相反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党心民心大量流失。会后，蒋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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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令人忧郁者，无论党政军教各干部不见有一为公忘私，顾大局，识大体，宽宏中正之同志，尤可痛者，乃皆各不相下，彼此互相攻讦，而绝无谅解与合作之诚意，万一不幸，如果一旦中殂，则党国纷纭离析，不知如何结局矣。如何能使之团结一致，互助合作，继承革命，完成建国使命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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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实际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特别是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原三青团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分别并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60人，再增至590人，[34]使本已过滥的中委更加贬值。随着中委的激增，中央常委亦随之扩充。二三十年代，中央常委人数一直控制在3～9人。抗战时期中央常委增至15～25人，战后进一步涨至35～55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常委的身价随之贬损，其实际决策权力亦在臃肿的机构运作中名存实亡。战后跻身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赖琏在晚年回忆时这样写道：“我当时愚蠢而又幼稚的思维，以为我们做了中央常委，便已达到党部组织的最高峰，应该可以凭借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会议那些机构，实现我们改革党政，消除赤祸，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我们力竭声嘶的空嚷一阵，还是进步毫无，一筹莫展。最后总裁还在庐山召集我们谈话，严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我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