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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曾对自己的基本作者队伍做过一次介绍，内中除叶青等个别国民党中委外，其他或为大学教授、学生，或为党政机关中下层职员，大多名不见经传（参见表14-2）。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自然是无足轻重。正是参与群体和运动方式、目标的变化，使得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很明显区隔开来。在一些中下层党员的认知中，党政革新运动是以六届二中全会为开端的。[57]这意味着后期党政革新运动的参与者甚至不认同前期革新运动的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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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革新周刊》主要作者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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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的存在时间仅1年余，前后出版41期，累计发表文章约280篇。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强烈批评，对国民党政权的腐化、堕落、无能、分裂感到沮丧、灰心甚至绝望，一致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也是国民党人救党救国的最后关头。如陈健夫声称：“今天本党的病症已到了严重危急的关头。环顾国内，有不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奸商种种反革命的横行无忌，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十八层地狱，我们由各方面来观察，我们由各方面来反省，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我们国民党没有善尽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就是我们国民党的本身，已经腐化堕落……今天党的病症已相当深刻，非大刀阔斧，不能挽救。我认定革新即革命，假定我们国民党同志，今天不起来革命，将来就只有坐待人家来革我们的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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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的作者们不仅都怀有强烈的“亡党亡国，大乱将至”的忧患意识，而且一致指出国民党的危机主要在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而不是因为外患内乱。他们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已20年，正式训政也已18年，时间并非不充裕，但当权者只顾到自身统治地位的保持，而完全忽视了革命问题的解决，以至“训政在党史上只是一片空白”。[59]叶逢春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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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或许短了一点。但从18年开始训政迄今，一延再延，约有17年之久，并不算短。然而按诸事实，成就殊少。民生主义简直无可道者。训政时期底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多……由民国18～26年七七之前，日本尚未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有些省是既无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共产党之叛乱的。有些省就是二者居其一，也瞬即平定。这是可以依照《建国大纲》底规定，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国父没有说要全国底定才可实行训政工作的话，反之倒主张全省底定即可实行的。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又从26年到34年，日本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有些省在很久才成为后方的，而有些省则始终是后方。其中并无共产党之叛乱；即有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大害。如果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必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助力，反可促成地方势力底转变或消灭，而打破其割据之局。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很明白的，训政工作之未实行，是党没有决心的缘故。真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甚么没有决心？党执政后腐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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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作者们的另一个共识，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失民心，并非抗战后期才开始的，乃肇始于北伐之后。程元斟称，执政初期，国民党就处处表现出落伍、无能、腐化和变质，从那时起，国民党就应该革新。只是20年来，国民党以外没有强劲的对手，故尚能苟延残喘到现在。但是抗战以后，一切情形都变了，人民也开始觉醒了，过去那种糊涂政治再也无继续和延续的可能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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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新周刊》编者誉为“本党理论家”的贺岳僧在分析国民党腐败现象时也指出：“很率直地说，本党之失去健康，已经是很长久了。执政17年，它的病就害了17年（引注：17年似有误），而且愈害愈深，深到了无可掩饰的一个程度，所以在最近大家才把它公开出来。”贺岳僧特别对比了北伐前后党民关系的变化，以说明国民党从执政开始即已丧失民心：“当民国十五六年时，全国人民曾经如醉如狂的热爱过国民党，他们把国民党当做理想与光荣的象征，他们把党所指挥的军队，当兄弟一般的看待。凡革命军所到之处，父老则箪食壶浆以相迎迓，青年男女则慷慨激昂参加到士兵的行列……可是这种旺盛的热情，到了民国17年后，便渐渐的低落下去了，而且一直低落到曲线的顶点，始终没有上升。”贺岳僧痛切地说，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好统治，他们最没有成见，他们的欲望也非常低，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连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欲望都未能满足，相反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举凡政府所办的各种新政，无论粮政、役政、保甲乃至最近的接收事宜，几无一而不是为贪官污吏造升官发财的机会，以致弄得四海困穷，民不聊生，饥寒遍野，饿殍载途，灾区十九省，待毙的人数在3千万以上。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怎能对政府不生怨怼，怎能对党会发生好感？”[62]在贺岳僧的印象中，民国十五六年是国民党最受国人热爱拥戴的时期。这与胡适的看法颇相近。胡适也曾说过：“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所没有的新气象。”[63]可惜这样的新气象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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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分子看来，国民党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其执政以后即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与一切旧势力妥协。从前所要打倒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群相涌入国民党，而从前需要扶助的农工民众则远离了国民党。李建指出：“北伐一役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关键。北伐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可以两语尽之，即军事胜利，政治失败。在军事上国民党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在政治上则腐败的力量开始侵入并逐渐腐蚀了国民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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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岳僧也分析说，国民党本是一个革命政党。所谓革命，应该推翻一种旧制度，另建一种新制度。而要推翻旧制度，必然要遭到那些依循旧制度生存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并非对旧制度本身有什么特殊爱好，也不完全是由于对新制度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旧制度足以保障他们的特殊权利，新制度则正是要取消他们的特殊权利之故。因此，对于这般人，是不可能以理说服他们的，也不可能与他们结成联合战线来致力革命。而国民党的失策，就在于与这一般人达成妥协，将他们一起收编入党内，其目的是减少反动力量，扩大党的阵营。其结果却腐蚀了党的主义，阉割了党的革命性。党变成特权阶级的保护者而不是它的反对者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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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还指出，国民党声称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全民的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政党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必然是有所偏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国民党虽然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狭隘阶层的党，但是它的主义，它的政纲政策，明明是偏向着为中下层的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它的立场应该是以社会的中间阶层为骨干，以下层社会为联盟，而它的革命对象就是少数塔尖上的特殊阶级。而国民党却陷于本末倒置的局面。[66]国民党“不是除暴安良，倒是除良安暴”。[67]其结果，国民党执政20年，在民族主义方面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却失败得非常凄惨。[68]工人、农民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利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国民党民生主义的两大要政。从同盟会成立即列入宣言，其后每逢国民党发表一次主张，就要重提一次；孙中山逝世后，每召开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也都要重提一次，但国民党的同志把总理遗教当作宗教的经典，而不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仿佛它是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一遍即可消灾解厄。于是大家都在那里研习遗教，为遗教做阐扬、考据、解释的功夫，却很少有人按遗教所指示的去付诸实践。其结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不仅未实行，反而变本加厉。[69]“地方党部以农民运动为口号，而实际勾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团体，真正的农民不但没有参加的机会，并且要负担他们挥霍的费用。试看每次一有农民团体的出现，站在农民团体旗帜之下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但不是农民，并且正是与农民利益相反之地主阶层，也就是以鱼肉农民为专业的土豪劣绅。”“再如国民党之下的经济政策，似乎也曾关心到农民的生活，因而有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以及各种各式的合作社合作金库之类的组织。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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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慨叹，一个号称要实行民生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国民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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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批评的另一个焦点，是国民党党机器的种种弊端。诸如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等，均腾跃于革新分子的笔端。他们为党德党誉的大量流失而愤激。贺岳僧写道：“民国17年以后，党与党员的关系便日益疏远，党在社会上的地位便日益低落，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72]不仅党外的人对党厌倦，国民党内的人亦“在党厌党”，而三青团方面更有“弃党造党”的主张，几乎举国上下对国民党形成一股睥睨、鄙视乃至厌弃的社会风气。刘光炎举例说：“一个同样学力的学者，假使他是国民党员，上级对他的看法，就好象差些；反之，如果他是没有国民党籍的，上级对他的看法，便特别不同。”[73]国民党人内部也有一种崇外轻内的风气，“近年以来，似乎党的取才方面，倾向外方，党内似乎已无人才。无论那一部门，都以外面的人为吃香。只要是本党党员，就不被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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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国民党党员首先应该自我反省：“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国家民族想的。”由于党籍不仅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对自己的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明智一点的家庭都反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友加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一位自称有血气、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学生以悲愤的语气述说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屈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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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诸公，你们只看见人家公开的骂，而却听不到人家背地里的骂，更没有人敢当着你们的脸面骂，然而，低级的干部们却戴了一顶挨骂的帽子，看眼色，仰鼻息，不仅挨骂，而且挨打……我真不好意思向朋友们谈党谈国家大事。怕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被强迫而来的呀！有时远方的朋友写信来，问题使我难以置答。心里一阵辛酸，一阵迫害（引注：原文如此），还有什么可夸？铁的事实摆在面前，而真正的党魂究竟寄托在什么人的身上呢？说起党内分子，我真不愿去分析。抗战以来，不知多少不配做革命反而是革命对象的人，都踏上党的桥升官发财了，而党内的党员吸收家自以为得计，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自以为全国都是党员，力量岂不是更大。其实在几年来那些真正为了党国而斗争的同志们，他们的成绩却给别人抵销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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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形象的沦落不堪，与党机器的积弊沉疴密切关联。其时，国民党内盛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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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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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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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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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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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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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这首顺口溜喧腾于革新分子之口，几被作为描述国民党弊端的经典语录而一再被引证、被演绎。在国民党党机器的诸多病象中，组织涣散几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痼疾，抗战以后更入膏肓。吴之卓写道：“由于党成了全身麻痹，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在纵的方面，是总裁和中常会脱节，中常会和中全会脱节，中全会和中央各部会脱节，中央各部会和各下级党部脱节，下级党部和党员脱节，党员和民众脱节，节节分离，安能行动？在横的方面，是党与团的互相磨擦，特别党部和普通党部各不相谋，党和政不相配合，总之是层层脱节，各各分离。”吴之卓以调侃而又不无酸楚的语调说，像这样涣散的党，其不趋崩溃，那只有靠总理在天之灵了。[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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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申言，由于党与党员脱节，党与民众疏离，国民党不仅缺乏社会基础，甚至缺乏党员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员，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只见党部活动，不见党员活动。党成了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党员的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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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令革新分子们痛愤的，是国民党没有真正做到以党统政，政权旁落于官僚之手。他们认为，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指导，然而，政府早已与党脱离关系。党失去了统驭政府的权力和尊严。尤其在地方一级，各省党部完全成了政府的尾巴，不是党部指导政府，而是政府左右党部，有时政府措施乖戾，损害人民权益，党部不但不能替人民说话，反而为政府多方掩饰辩护。政府的施政与党部的宣传背道而驰。党部成了卖膏药的机关，被社会轻视。[78]革新分子们叹喟，20年来，国民党负了一个以党训政的空名，表面上由党代表民众行使政权，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出于党的决议，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长官都是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似乎党对政府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但按之实际，则党所决定的政策，一到政府执行时，不是完全搁置，便是改头换面地变更了它的性质或意义。至于那些执行政策的官吏，则不过是借党以作为进身政界的桥梁，一旦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以后，便对党弃如敝屣，而党对之却无可奈何。[79]程元斟写道：“中国国民党的权力，只限于贴标语，喊口号，无力推行实际政治……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主的，而政治上则偏重集权，废弃选举；中国国民党是主张地方自治的，而政治上则实施保甲制度，助长官僚政治的荼毒；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生主义的，而政治上则维持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对人民则苛捐杂税，造成普遍的赤贫。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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