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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书已经在国外作为重要的社会学专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一书的导言里，弗兰兹·迈克尔说，费教授的“这些关于民国时代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古籍的某些随想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时代绅士的研究”[6]。这种批评是够尖锐的了。但是我似乎能够理解他们批评的原因和方式，可能这是一种调查中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问卷方式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在于，后者往往事先拟好带有一定项目的问卷，然后由调查员问之。这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是往往限于数量的调查，限于表面；而前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却是由一个人亲自来操作，项目和问题都是来自于实际的调查过程中，优点是具体、生动和集中。上述两种调查方法至今在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是纯粹来自对古书的研究，作者花的工夫实在令人佩服，书的体系和条目也很清楚。这有些像问卷调查法。但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经批评过张仲礼和弗兰兹·迈克尔的书，说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夸大了绅士劳务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1887年关于耕地的官方材料”[7]。其实，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一书也有着相同的缺点，即过分相信书本上的材料，缺少实感。纸上得来总觉功夫浅，哪里有实地调查中得来的感受那么鲜活呢？何况，中国绅士的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伟大变迁，哪能不联系现实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请读者自己读一下费老的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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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此书分为两大题目，一是知识分子问题和传统中国的绅士，二是乡村、城镇和都市。这是有道理的。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国绅士的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论及中国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整个背景，论及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且要抓住典型，具体地调查研究绅士所处的乡村、城镇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和情景。同时，正确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应该来自于实际生活，同时又是对实际生活的概括。对于今天的社会人类学者来说，这仅是一种起点，它可以启发我们写一个调查提纲，认真地从头开展我们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实地调查。我们相信这是费老对我们后来者的希望所在。诚如雷德斐尔德在序中所说，此书是“费孝通关于从革命的中国跨进共产主义的中国门槛的观点和判断的表达”。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这是《中国绅士》一书的结论。在社会腐蚀潮流的冲击下，逼得农民起来造反，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种种问题摆在中国面前，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能为力，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费孝通说，“乡土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8]。而且，“言论的充分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也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人民才能真正的提高他们对自身生活问题理解的水准，使他们能得到从理智里发挥出来的共同意见，产生负责任的一致行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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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费老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这里且不说“应是鸿蒙借君手”，就从费老的这本书来看，也感到这种功力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我们从英文中，仍感到费老的文章是那么好读，那么生动，那么明晰。费老当时正处于四十岁左右，希腊人所谓的鼎盛时期，我们可以感到他壮年气盛，才华洋溢，而且不断地在进步中。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经说过，有一种“特有的心智素质可以被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思考人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思考人们感到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有的心智素质，这种素质帮助人们运用所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人们发展理性，以便清醒地总结世界上正进行的事，总结在他们之中还有什么事可能发生”[10]。无疑，费老正是有着这种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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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向费老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以中国社会为最好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正从古老的、传统的、乡土的社会转变到现代化的社会。这个过程我们要记录下来，分析清楚……我们有责任帮助大家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社会学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社会学，而是为建设服务的社会学”[11]。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感到路子愈走愈宽，真如源头活水来，再也不会感到理论工作没有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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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对支持和帮助过这本书出版的费宗惠、张荣华、潘乃谷老师以及惠小兵、陈伯坚、郭晓鸿、倪明、金娟等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批评，此书是不可能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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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稿 2005年1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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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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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刘易斯·A.科瑟著：《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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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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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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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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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仲礼著：《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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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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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乡土重建》，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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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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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会学与社会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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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大社会学系编：《社会研究》1987年第2期，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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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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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雷德斐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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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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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费孝通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一本是关于中国村庄生活的简明的、启发性的书（《乡村经济》，英文名Peasant life in Chi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New York：E.P.Dutton& Co.，1939），另一本是关于中国西南的农业和工业的更为成熟的著作（《泥土中国》；英文名：Earthbound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 1948）；以及由“中国社会绅士”为主题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的文章组成的现在这本书。在中国，费孝通的知名，还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教师，社会学实地研究的领导者和先锋，他还是一个笔锋敏捷、博览群书的人。他无所畏惧地为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努力着。在伦敦B.马林诺夫斯基门下，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归国之际，正值抗日战争，他加入了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行列，在云南省继续他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的研究结果是他的第二本书（Earthbound China）。在打败日本之后，他回到他的母校——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在这里（我于1948年冬天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这所大学），我和妻子与他恢复了旧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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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费孝通于1947—1948年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组成的。1948年秋天，他把这些文章大略地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对听写的要点，还停下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且扩大了篇幅。预料共产党人将会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地完成的，但不乏热情。因为当口述和重写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力量已控制了北平，进而控制大学和城市也是指日可待的。1948年12月，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和大多数教职员都期待共产党人到来，解除困难和压迫，并且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应用他们的知识来改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深知国民党政府下的腐败和暴行，这种希望压倒了理解。总是乐观和有勇气的费孝通的意见是，他能够为共产党人努力工作，而且当他认为批评得正确时，他将继续他的批评。像这所大学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认为将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府会依照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观念而行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像他一样是中国人，他在共产主义者的电台里听到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的声音，他们对北平人民做出了很多许诺。因此费孝通告诉我们，他希望变成共产党政府的一个“忠实的对立面”。当时，他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失宠。在云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威胁要逮捕他，并且在他发表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言论的公开集会上受到枪击；另一方面，北方的共产党电台为了费孝通已经出版的一些文章而激烈地攻击他。然而，整体来说，费孝通感到他关于发展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观点，将会和新制度的利益相合，并且在转变之后，他将能够继续工作，为中国说话。在希望中，几乎是充满信心之中，他口述了收集到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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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了北平，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我们从费孝通那里未得到只言片语。只是从别人那里，我们得知了他的一些简单的经历。那时，北平已被共产党掌控，毛泽东要费孝通承担一个城市再建设问题的研究项目，他接受下来，开始了工作。费孝通发表了文章，赞扬中国的“新民主”。他担任了政府的或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开始研究中国西南的一些边远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工作于此地。后来又有消息告诉我们，他已经回到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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