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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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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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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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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仲礼著：《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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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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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乡土重建》，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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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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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会学与社会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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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大社会学系编：《社会研究》1987年第2期，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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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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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费孝通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一本是关于中国村庄生活的简明的、启发性的书（《乡村经济》，英文名Peasant life in Chi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New York：E.P.Dutton& Co.，1939），另一本是关于中国西南的农业和工业的更为成熟的著作（《泥土中国》；英文名：Earthbound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 1948）；以及由“中国社会绅士”为主题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的文章组成的现在这本书。在中国，费孝通的知名，还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教师，社会学实地研究的领导者和先锋，他还是一个笔锋敏捷、博览群书的人。他无所畏惧地为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努力着。在伦敦B.马林诺夫斯基门下，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归国之际，正值抗日战争，他加入了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行列，在云南省继续他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的研究结果是他的第二本书（Earthbound China）。在打败日本之后，他回到他的母校——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在这里（我于1948年冬天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这所大学），我和妻子与他恢复了旧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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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费孝通于1947—1948年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组成的。1948年秋天，他把这些文章大略地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对听写的要点，还停下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且扩大了篇幅。预料共产党人将会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地完成的，但不乏热情。因为当口述和重写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力量已控制了北平，进而控制大学和城市也是指日可待的。1948年12月，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和大多数教职员都期待共产党人到来，解除困难和压迫，并且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应用他们的知识来改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深知国民党政府下的腐败和暴行，这种希望压倒了理解。总是乐观和有勇气的费孝通的意见是，他能够为共产党人努力工作，而且当他认为批评得正确时，他将继续他的批评。像这所大学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认为将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府会依照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观念而行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像他一样是中国人，他在共产主义者的电台里听到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的声音，他们对北平人民做出了很多许诺。因此费孝通告诉我们，他希望变成共产党政府的一个“忠实的对立面”。当时，他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失宠。在云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威胁要逮捕他，并且在他发表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言论的公开集会上受到枪击；另一方面，北方的共产党电台为了费孝通已经出版的一些文章而激烈地攻击他。然而，整体来说，费孝通感到他关于发展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观点，将会和新制度的利益相合，并且在转变之后，他将能够继续工作，为中国说话。在希望中，几乎是充满信心之中，他口述了收集到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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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了北平，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我们从费孝通那里未得到只言片语。只是从别人那里，我们得知了他的一些简单的经历。那时，北平已被共产党掌控，毛泽东要费孝通承担一个城市再建设问题的研究项目，他接受下来，开始了工作。费孝通发表了文章，赞扬中国的“新民主”。他担任了政府的或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开始研究中国西南的一些边远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工作于此地。后来又有消息告诉我们，他已经回到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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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口述大意给我妻子之后，这本书的出版便没有他本人的任何参与。很明显，他知道，与西方人的交往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危险；他不再写信给我们，而我们也停止写信给他。我的妻子编辑了这本她已经翻译好的书，在各部分次序变动中，承担了责任，添了注释，甚至插进了一些词组或整个句子。当时，她认为这样补充后，费孝通的意思会周到些。值得强调的是，此书表达了当时的费孝通从革命中国跨进共产主义中国的观点和判断。他写下了当时他的学生们（其中许多是我知道的）的兴奋，他们生气勃勃地毫无教条地要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国民党政府看作是他们的压迫者，而共产党人是他们的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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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孝通口述翻译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文章被说英语的人们所阅读。像其他有善良意愿的聪明人一样，他要西方人理解中国，并且相信他说的中国的一些事情是其他书里未说过的。但是，当费孝通在中国报纸上首次发表这些文章时，他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现在的英语版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费孝通发展了他报纸上文章的一大群读者——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人，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知识分子，他们阅读和称赞他的文章。这是必须要说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话。报纸上的这些文章，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中国人民本身的责任心，他们要承担起自己的事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行动。因此，本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有关中国的不寻常和有价值的视角：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献身于工作，他分析这些问题的一些方面，使同胞们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些。这些文章提出了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观点，它不只是写事情的好的方面，或黑暗的方面，这些文章的写作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他们的问题。费孝通对他的同胞们说：“看，这是近年来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这是真正的革命。这是我们的鞋子夹脚的地方。理解它，然后行动。”美国人习惯将中国想象为在某种假设下的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的对象，即假设中国将发生的事情是依赖于美国而做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本书对此提出了新鲜的看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看到的问题，中国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靠政治站队，不是参加俄国或者美国任何一方面，而是中国人自己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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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讨论的仅是部分问题。费孝通检验了传统社会结构的一定方面和这个结构内发生的一定变化，这些是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影响。因此，本书展示了中国的社会革命的历程。中国经历了清帝国被推翻，孙逸仙领导的革命的共和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胜利。这些文章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赢得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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