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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费孝通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一本是关于中国村庄生活的简明的、启发性的书（《乡村经济》，英文名Peasant life in Chi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New York：E.P.Dutton& Co.，1939），另一本是关于中国西南的农业和工业的更为成熟的著作（《泥土中国》；英文名：Earthbound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 1948）；以及由“中国社会绅士”为主题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的文章组成的现在这本书。在中国，费孝通的知名，还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教师，社会学实地研究的领导者和先锋，他还是一个笔锋敏捷、博览群书的人。他无所畏惧地为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努力着。在伦敦B.马林诺夫斯基门下，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归国之际，正值抗日战争，他加入了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行列，在云南省继续他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的研究结果是他的第二本书（Earthbound China）。在打败日本之后，他回到他的母校——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在这里（我于1948年冬天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这所大学），我和妻子与他恢复了旧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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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费孝通于1947—1948年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组成的。1948年秋天，他把这些文章大略地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对听写的要点，还停下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且扩大了篇幅。预料共产党人将会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地完成的，但不乏热情。因为当口述和重写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力量已控制了北平，进而控制大学和城市也是指日可待的。1948年12月，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和大多数教职员都期待共产党人到来，解除困难和压迫，并且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应用他们的知识来改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深知国民党政府下的腐败和暴行，这种希望压倒了理解。总是乐观和有勇气的费孝通的意见是，他能够为共产党人努力工作，而且当他认为批评得正确时，他将继续他的批评。像这所大学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认为将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府会依照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观念而行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像他一样是中国人，他在共产主义者的电台里听到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的声音，他们对北平人民做出了很多许诺。因此费孝通告诉我们，他希望变成共产党政府的一个“忠实的对立面”。当时，他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失宠。在云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威胁要逮捕他，并且在他发表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言论的公开集会上受到枪击；另一方面，北方的共产党电台为了费孝通已经出版的一些文章而激烈地攻击他。然而，整体来说，费孝通感到他关于发展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观点，将会和新制度的利益相合，并且在转变之后，他将能够继续工作，为中国说话。在希望中，几乎是充满信心之中，他口述了收集到的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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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了北平，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我们从费孝通那里未得到只言片语。只是从别人那里，我们得知了他的一些简单的经历。那时，北平已被共产党掌控，毛泽东要费孝通承担一个城市再建设问题的研究项目，他接受下来，开始了工作。费孝通发表了文章，赞扬中国的“新民主”。他担任了政府的或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开始研究中国西南的一些边远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工作于此地。后来又有消息告诉我们，他已经回到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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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口述大意给我妻子之后，这本书的出版便没有他本人的任何参与。很明显，他知道，与西方人的交往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危险；他不再写信给我们，而我们也停止写信给他。我的妻子编辑了这本她已经翻译好的书，在各部分次序变动中，承担了责任，添了注释，甚至插进了一些词组或整个句子。当时，她认为这样补充后，费孝通的意思会周到些。值得强调的是，此书表达了当时的费孝通从革命中国跨进共产主义中国的观点和判断。他写下了当时他的学生们（其中许多是我知道的）的兴奋，他们生气勃勃地毫无教条地要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国民党政府看作是他们的压迫者，而共产党人是他们的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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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孝通口述翻译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文章被说英语的人们所阅读。像其他有善良意愿的聪明人一样，他要西方人理解中国，并且相信他说的中国的一些事情是其他书里未说过的。但是，当费孝通在中国报纸上首次发表这些文章时，他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现在的英语版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费孝通发展了他报纸上文章的一大群读者——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人，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知识分子，他们阅读和称赞他的文章。这是必须要说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话。报纸上的这些文章，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中国人民本身的责任心，他们要承担起自己的事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行动。因此，本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有关中国的不寻常和有价值的视角：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献身于工作，他分析这些问题的一些方面，使同胞们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些。这些文章提出了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观点，它不只是写事情的好的方面，或黑暗的方面，这些文章的写作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他们的问题。费孝通对他的同胞们说：“看，这是近年来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这是真正的革命。这是我们的鞋子夹脚的地方。理解它，然后行动。”美国人习惯将中国想象为在某种假设下的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的对象，即假设中国将发生的事情是依赖于美国而做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本书对此提出了新鲜的看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看到的问题，中国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靠政治站队，不是参加俄国或者美国任何一方面，而是中国人自己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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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讨论的仅是部分问题。费孝通检验了传统社会结构的一定方面和这个结构内发生的一定变化，这些是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影响。因此，本书展示了中国的社会革命的历程。中国经历了清帝国被推翻，孙逸仙领导的革命的共和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胜利。这些文章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赢得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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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章是单独写的，把它们收集起来后，共同观念的线索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这里有两个相联系的题目：传统中国社会的学者和绅士的功能，以及乡村和城市的关系。第一个题目是最初见到的第一组的四篇文章。绅士和学者必须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学者主要是（不完全是）从绅士中演化出来的，而且绅士能发挥其功能，有其社会地位，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学者的实际价值。学者是某种精英；绅士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阶级。第一篇论文显示了学者为了他们本人和亲属的安全而怎样变成了帝国权力的行政性的仆人。在第二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学者们怎样反思和调整他们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发展史，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哲学为自己解释和辩护。第三篇文章转而论述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过重大技术发展的问题。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知识分子没有技术知识；他们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并且不关心生产劳动。因此，统治阶级缺乏改善人民的物质条件的知识。在第四篇文章里，正如头两篇一样，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学者—绅士在协调帝国力量中的作用上。这些受过教育的绅士在地方社区中，以一种未经法律制定的个人方式，和那些职能上被正式承认，占据着官方低级位置的官员们进行协调。这种学者—绅士所起的关键作用使帝国权力得以运作，同时还维持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这篇文章发展为对保甲制度的讨论（近来某一时间内国民党重新建立这种制度，后来被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企图使中央当局直接影响到地方社区，作者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它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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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篇文章里，明显地有一个新的开端：这里，费孝通不再涉及行政关系，而是论述了乡村和城市的经济关系。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学者—绅士的关系，但是情况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费孝通告诉我们，在这种城乡经济关系中，乡村处于不利地位，城市生活和乡村相隔离，绅士从农民那里收到的租息，并没有使农村得到它所需要的和能消费的产品。我们必须记住，正是这些同样的绅士收了租息，不断地用钱去买西方制造的产品，而不是中国制造的货物。费孝通区分了镇和城市的几种类型，并且显示了每一种类型怎样为绅士的利益服务（还有那些帝国的权力），而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驻防镇、市场镇和通商镇——这一切都为绅士从经济上剥削乡村提供了机会。因为农民的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维持着绅士阶级，而绅士选择了西方产品，不再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这样就摧毁了在农民最低下的生存线之上，还有一点余地的小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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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文章展开了这种城乡交换不平等特点的主题，以及自从西方生产的产品被输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主题。第七篇文章继续探索西方影响所带来的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脱节，同时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的学者及其作用的题目上来。在这些最后的篇幅里，我们看到，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并不采取旧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并没有回到乡村去，在那里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事可做。他待在城市里；因此，被腐蚀的乡村失去了它最好的一部分人类资源。并且，一些农村居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穷，因此也从农村社区中分离出来了，变成了掠夺性的流浪者——像中国以前一样——起来反对政府。如上所述，这一系列文章结束于共产党人开始肃反和赴朝鲜参战之前的年代，并声明，希望共产党人能够领导解决这些被诊断出来的无穷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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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来说，这本书对了解近来中国的政治行为是有所启发的，而且，它暗示了西方阻挠的失败。在中国人民的境况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政党和力量控制了局面。这是蒋介石的政党无法挽回的，许多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进一步说，这是一个经常说起的不同的结局，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从西方得到很多技术和资本输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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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记住，根据这种分析，读者如果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1]具有像美国人和西欧人所认为的政府那样传统上的意义，这是不聪明的。我们已经和中国政府打过交道，虽然某些中国人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们假设中央政府是过去那种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潜在的危险掠夺者——“老虎”，那么，这可能更接近真理。随着孙逸仙革命而出场的政府，许诺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在宪法上限制他们自己的权力。然而，许多政府本身后来变成了“老虎”。中国人民相信这种诺言已经有几十年时间。当共产党人掌权时，制订和领导了“人民代表大会”，数不清的委员会和讨论给了中国人一种直接参政的感觉，这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很少有人想到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帝国时期就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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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这些文章里，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有效的国家政府是多么缺少准备。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欢迎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组织一个非共产党的，又非贪污的政府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传统继承人。因为至少在孔子的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只关心伦理的教导（或者是费孝通所称呼的“规范知识”），而不是政治行动。的确，正如费孝通非常清楚地说过，特别是在第一篇和第四篇文章里所说的，在中国最完善的政策是皇帝的政治权力的中立化，而不是控制。他说，无为论等于是对政府的宪法检查。因此，对于学者来说，做一个行政管理者，并不能涉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并且行政效率不是西方那样的技术效率，而是某种个人协调的技术，使地方事务的管理不太受到中央权力要求的干扰。在这种传统下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政策形成中的任何政治权力或经验，而且，由于精英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与农民相隔离，很难期望靠他们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因为，一个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仅仅是长期帝国时代的学者—官员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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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体系不是建立在经济公平的基础之上的，但它是起了作用的。除非有自然灾害和战争，在它的作用下，能给农民一定程度的安全。农村手工业提供的收入，补充了农业所提供的收入，并且使用的是农民一年空闲季节内的剩余劳动。农民必须支持绅士，支持学者—官员阶级和帝国力量的代表谈判可以有效地避免极端贫困对他们的折磨；并且，如果某个农民是勤劳的和幸运的话，他可能活着看到他的儿子或孙子变成一个学者和官吏，而且他本人的地位也能得到提升。古代圣人的学说通过这些学者传达到农民那里，并且一再重新规定了农民和绅士共有的道德目标的意义。孔子的非奢求的观念是对农民的伦理及其命运的一种协调，否则的话，是无法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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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一种政治观点：民主或专制来称呼这种制度的话，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误解了事实。村民们参与决定地方上的事情时，是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的，而绅士对于地方生活的影响虽然只是通过他们的经济力量来发生作用，但也还是很大的。中央政府的独裁主义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真是独裁的，然而这种制度的理论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而不是权力上的。孔子的学说一再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正是某种观念而不是专制主义影响了这种现实，正如人人皆知社会平等的理想影响了美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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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绅士和农民在传统中国的对立，是在这两个阶级实际经济相互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他们相互配合对付帝国权力，并且遵循着共同的伦理原则。中国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使得这个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费孝通的书里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或者任何其他的人也没有——但是他提出了一部分答案。通过和西方打交道，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体系遭到了破坏而不再起作用，这就明显加深了绅士和农民间实际生活变化的不平等的苦涩。费孝通假设了，但还没有讨论占人类总人数三分之二的觉醒中的中国人吃不饱、过度工作的后果。主要生活在亚洲的这些人随处都在发生新的或日益增长的不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件大事。货物的输入（而不是资本）和新的知识起了关键作用。费孝通清楚地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给普通人民带来的只是损失而不是好处。当绅士开始尝到西方货物的味道时，当其中的一些人发现和西方做贸易可以带来新的财富资源时，他们就把从利息方面得来的钱花在西方产品上。农民的手工业产品失去了市场，他们经常发现难以把任何农产品（可能是农民十分幸运地从他自己的需要里挤出来的东西）带到市场上去。不管费孝通的说法是否有根据，近年来访问中国的人不能不看到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中国人的痛苦，而这些口岸生活着有特权的中国人或西方人，“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因此，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应以此为背景，而不是某种外国力量或外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征服了中国。这是传统的特权收租者阶级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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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转而同情农民，反对收租者阶级。他们希望毛泽东承诺的改革将会消除中国经济中极端错误不合理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即他们能够运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所拥有的具体科学知识来解决城市和乡村怎样才能相互得益的问题。他们着手解决这样的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怎样合理地进行，使普通人民有所得益。他们开始看到他们自己作为个人和所从事的职业是多么伟大：参与政治活动，帮助制订农村社区的公共政策，并且和传统上与他们隔离的农民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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