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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一种政治观点：民主或专制来称呼这种制度的话，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误解了事实。村民们参与决定地方上的事情时，是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的，而绅士对于地方生活的影响虽然只是通过他们的经济力量来发生作用，但也还是很大的。中央政府的独裁主义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真是独裁的，然而这种制度的理论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而不是权力上的。孔子的学说一再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正是某种观念而不是专制主义影响了这种现实，正如人人皆知社会平等的理想影响了美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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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绅士和农民在传统中国的对立，是在这两个阶级实际经济相互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他们相互配合对付帝国权力，并且遵循着共同的伦理原则。中国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使得这个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费孝通的书里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或者任何其他的人也没有——但是他提出了一部分答案。通过和西方打交道，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体系遭到了破坏而不再起作用，这就明显加深了绅士和农民间实际生活变化的不平等的苦涩。费孝通假设了，但还没有讨论占人类总人数三分之二的觉醒中的中国人吃不饱、过度工作的后果。主要生活在亚洲的这些人随处都在发生新的或日益增长的不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件大事。货物的输入（而不是资本）和新的知识起了关键作用。费孝通清楚地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给普通人民带来的只是损失而不是好处。当绅士开始尝到西方货物的味道时，当其中的一些人发现和西方做贸易可以带来新的财富资源时，他们就把从利息方面得来的钱花在西方产品上。农民的手工业产品失去了市场，他们经常发现难以把任何农产品（可能是农民十分幸运地从他自己的需要里挤出来的东西）带到市场上去。不管费孝通的说法是否有根据，近年来访问中国的人不能不看到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中国人的痛苦，而这些口岸生活着有特权的中国人或西方人，“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因此，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应以此为背景，而不是某种外国力量或外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征服了中国。这是传统的特权收租者阶级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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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转而同情农民，反对收租者阶级。他们希望毛泽东承诺的改革将会消除中国经济中极端错误不合理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即他们能够运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所拥有的具体科学知识来解决城市和乡村怎样才能相互得益的问题。他们着手解决这样的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怎样合理地进行，使普通人民有所得益。他们开始看到他们自己作为个人和所从事的职业是多么伟大：参与政治活动，帮助制订农村社区的公共政策，并且和传统上与他们隔离的农民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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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本身是绅士阶级的一员。此刻，他写的这些文章可能是那些带头人的声音，他们争取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并且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通过他的研究及其在西方的居住，他假定了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不熟悉的立场，即“必须帮助他人做一些事情”。为此，他和其他一些像他一样的人在中国遭到了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批判。他对美国民主和英国的社会有兴趣，认为中国人民必须承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责任。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政府怀疑他，不允许他去实地研究，他就给报纸写作，现在部分文章收入此书，这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失败的间接批评。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费孝通来说，今天是否还有自由按照他的信念来讲话和行动，还不得而知。但是那些了解他的人肯定，他将继续下去，只要他有精力的话，并且为了中国人民，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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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这里指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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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对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正确解释，可能会被公开批判。有一些人和书正在这样做。这本书的另一方面：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使用和参考解释，也公开地遭到批判。特别在头两篇文章里，有这样的注释。对我来说，正确理解费孝通的语言学和哲学，在于这项工作的总体，而不是他用过的中国典故。旧的知识界已经不能永垂不朽了，他们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费孝通的学说被视为是反孔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但费孝通还是公开地寄希望于共产党人。而且，费孝通向他自己的人民——“朴素的人民”诉说，他用词源学和传统诗人与哲学家的摘录，阐述和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也引用了李林塞尔（Lilienthal）、滕尼斯（R.H.Tawney）和索罗金（Sorokin）的言论。在这些篇章内，有一些告诉我们可以使用适当的思想形式来说服革命浪潮中转折的有文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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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费孝通这本书七篇文章之后的，是六位中国绅士的生活史，这是周荣德先生在1943—1946年之间于云南收集的。周先生已经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了，并且友好地允许我们把它们收入在这本书里。[1]对我们来说，这些文章似乎是用个人的活生生的历史表现费孝通所提供的一些原则性的概括。在这里，传统中国绅士的作用部分是有益的，部分是预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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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社会学家曾对我和我的妻子说过：“当一个中国社会学家给中国人写作时，是非常不同于为美国人写作的。”这句话说明了西方社会科学和传统的中国思想形式融合的不完全。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的妻子在文章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典故的注释。这些都是费孝通提出的，并且在脚注里加以参考解释。对汉学家来说，这些说明是完全多余的；但它们的补充会有助于不是汉学家的读者了解费孝通暗喻的一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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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经写成英文的中国人的名字，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外，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姓放在最后的位置，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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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非常感谢Mr.William.L.Holland和太平洋关系学院（它以前对费的中国绅士的研究提供了援助）在我们准备手稿过程中的指导和鼓励；感谢Professor Johnk.Fairbank，Dr.Mayion J.Levy，Jr.，Dr.Derk Bodde，W.Lloyd Warnes和Dr.Sol Tax帮忙阅读了这本书，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感谢Dr.Shu-ching Lee在中国语言或历史方面的指导，以及六人小传的编辑上的帮助。然而，上述人对于此书的内容或形式没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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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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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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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六人小传是英文版的编者所加，并非出于费孝通的授意，故译者没有翻译、收录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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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1章 绅士和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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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绅士”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这里，“传统社会”是指公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1]崩溃之后，中央君主制权力下帝国的统一时期。绅士阶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才能够理解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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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绅士阶级有时也叫作士大夫，“学者—官员”。虽然绅士阶级是和学者—官员群体密切地相联系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应该和后者有所区别。一个生长在绅士家庭里的人，并不一定能保证他成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学者或官员。封建制情形不同，在那个时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士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制的底层，但还是那个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政治权力不再共享了，而是被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在行政功能方面，君主需要助手。这就是他要的官。因此，官不再是统治者自己家庭的亲戚或成员，而是执行者——君主的仆人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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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王、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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