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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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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费孝通这本书七篇文章之后的，是六位中国绅士的生活史，这是周荣德先生在1943—1946年之间于云南收集的。周先生已经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了，并且友好地允许我们把它们收入在这本书里。[1]对我们来说，这些文章似乎是用个人的活生生的历史表现费孝通所提供的一些原则性的概括。在这里，传统中国绅士的作用部分是有益的，部分是预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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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社会学家曾对我和我的妻子说过：“当一个中国社会学家给中国人写作时，是非常不同于为美国人写作的。”这句话说明了西方社会科学和传统的中国思想形式融合的不完全。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的妻子在文章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典故的注释。这些都是费孝通提出的，并且在脚注里加以参考解释。对汉学家来说，这些说明是完全多余的；但它们的补充会有助于不是汉学家的读者了解费孝通暗喻的一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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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经写成英文的中国人的名字，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外，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姓放在最后的位置，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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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非常感谢Mr.William.L.Holland和太平洋关系学院（它以前对费的中国绅士的研究提供了援助）在我们准备手稿过程中的指导和鼓励；感谢Professor Johnk.Fairbank，Dr.Mayion J.Levy，Jr.，Dr.Derk Bodde，W.Lloyd Warnes和Dr.Sol Tax帮忙阅读了这本书，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感谢Dr.Shu-ching Lee在中国语言或历史方面的指导，以及六人小传的编辑上的帮助。然而，上述人对于此书的内容或形式没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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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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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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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六人小传是英文版的编者所加，并非出于费孝通的授意，故译者没有翻译、收录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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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1章 绅士和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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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绅士”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这里，“传统社会”是指公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1]崩溃之后，中央君主制权力下帝国的统一时期。绅士阶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才能够理解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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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绅士阶级有时也叫作士大夫，“学者—官员”。虽然绅士阶级是和学者—官员群体密切地相联系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应该和后者有所区别。一个生长在绅士家庭里的人，并不一定能保证他成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学者或官员。封建制情形不同，在那个时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士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制的底层，但还是那个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政治权力不再共享了，而是被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在行政功能方面，君主需要助手。这就是他要的官。因此，官不再是统治者自己家庭的亲戚或成员，而是执行者——君主的仆人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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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王、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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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自从中国的封建结构崩溃以来，政治权力不再永久地在一定的家族内传递，并且至今从未发现过能以和平手段来取得它。我们一直认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式是“手持大棒”，打内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我们不断地碰到暴君。少数人统治着群众。这种专制君主政体并没有因权力的传递和更换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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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当一个君主被杀掉的时候，君主力量的本身就受到打击。在一定时间内，君主的改变会导致人民权力的增长，并且政府的君主制仅仅是名义上的。但是，中国人民的静脉出了血之后，还是一小撮幸运的冒险家登上王位，像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他出身于一个底层的农民家庭，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如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官样文章时，我们发现的是一条王朝世系的连续线；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统治者的权威不断地受到内战和肆无忌惮的冒险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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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暴力夺取政治权力是危险的。如果一旦成功，他可能成为皇帝；但是如果失败，他将被杀头，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还有他的整个家庭和家族。当他向当朝的皇帝挑战时，他被称为土匪和叛逆，受到军队武力的直接镇压。然而，用暴力得来的帝国，也可能被暴力所夺去。传说历史上曾有两次，皇帝把他们的王位让给了其他的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更好的统治者。但是对这些人来说，权力是贡献而不是索取。他们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担负起责任。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皇帝在放弃他们的权力时是多么真诚，抑或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不过是复杂的政治阴谋的一种姿态或者是一个插曲。然而，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全部有文字记录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一个自愿放弃王位的例子。那些放弃王位的都是被迫的。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皇帝以马上夺天下，也以马上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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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是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王位的继承人当然要世世代代尽力保持住。皇帝应该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所有其他的罪行，但是不包括企图篡位的罪行。这是天下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那些威胁到王位的人，拷问记录似乎是通向地狱的记录。我被告知，地方佛教寺庙里的“十八层地狱”的模式，是对明朝实际所发生过的事的回忆。拷问、威胁是为了保护皇帝。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玩耍时曾叫道“我是皇帝”，我的祖母立刻叫住了我，说：“你以后绝不能说这句话。”对她来说，这绝不是迷信或者过分谨慎，而是对随便说话的真实危险的认识。至少根据传说，皇帝们曾经杀死了预言家们预示的某天会成为皇帝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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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保护了君主的权力。正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有可能通过暴力来获得政治权力时，王位是有吸引力的。虽然那些当权派的野蛮行为可能使大多数人沉默下来，但是镇压永远不会完全地得到成功。因为对那些以帝国权力为重要赌注，不顾危险地企图实现其所有狂想的人，镇压不可能奏效。一方面，有些人将愿意拿他们的生命作赌注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有些人温顺地服从着。因此，人们可能要问，人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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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统治下，人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他要建造一个宏伟的宫殿、一座庄严的坟墓、或一条巨大的运河，他就可以下命令去做，而不必顾及人民。如果他要扩展他帝国的疆界，他就命令他的军队行动起来，不必顾忌人民是否喜欢这件事。纳税、征兵——这些都是人民的负担，并且是没有酬报的。那些生活在专断的君主权力下的人，将会理解孔子的话，“苛政猛如虎”。在中国，这种比老虎更可怕的专制主义政策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因此我们说，当老虎从笼子里出来的时候，惊恐的人们就被逼上梁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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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君主统治的人是没有安全的，我们可以说，政治暴君的威胁是用同样的分量压下来的，但即使这样也总是存在区别。富人能够出钱买到安全。例如，在中国传统模式的征兵中，有钱人是能够出钱免去服役的。像古诗“十五从军行”里描写的一个家庭的破裂是绝不会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内发生的。因此，正是贫民阶级出身的人成为政治冒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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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多占或不足，一定会得到他人的默许或反对。“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政治老虎发起攻击时，富人与没有财产的人相比较，更难以逃避。在这种情形下，财产变成了一种负担。在观察政治老虎的行动时，富有的家庭变得非常灵活。绝望的穷人可能会造反，变成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向皇家权威本身提出挑战。但有财产、有家室的人不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避免老虎的攻击。不幸，正如古话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那种时代，旅行是不容易的。一个人不可能逃到华盛顿或巴西去，也不可能在一个像香港那样的通商口岸，得到任何的国际避难。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来说，是无法逃跑的。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全面。我们知道，早年毕竟有一些人能够逃到朝鲜或者日本去。然而，普通人必须在这个社会本身的结构内找到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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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中央君主体系中，有一个弱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皇帝本人把持着权力，但是他不能凭一人之力管理这个国家。即使他可能不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权力，他还是需要在统治方面得到帮助，因此必须使用官员。这些官员和统治集团是没有亲族关系的，仅仅是起行政权力的仆人的作用，而没有制订政策的权力。在这个无效率的体系中，普通的人发现他有机会去找到他私人所关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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