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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兆表示的天谴理论并没有能成功地控制君主权力。但它鼓励人民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帝国专制主义的权力。如果天不喜欢某个统治者，那么这个统治者就必须下台。汉朝之后，一旦有任何社会骚动，这种理论就被用来为人民的造反辩护。尽管大家接受了这种可能会为叛乱作辩护的理论，但它并不能改变帝国权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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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治下，与董仲舒同时有另一个研究《春秋记事》的学者，叫公孙弘。这个人参与了迫害和流放董。他采取了为帝国权力辩护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变为一个官吏，为皇帝服务。正统的孔子主义者嘲笑公孙弘，因为他出卖了保持道的孔子主义精神。一个老年学者，九十岁的辕固生退休了，他不肯修正他的意见去讨好皇帝，对公孙弘侧目而视，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意味着学者的责任是维持伦理路线，而不是去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公孙弘出身微贱，他做过狱吏，甚至牧过猪，后来他成了宰相。他是第一个爬到这个位子上而和皇帝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此他很清楚地看到把伦理路线出卖给皇帝，使孔子的规范服务于君主权力的好处。实际上，一个人除非完全从世上退隐，否则就只有两种选择：不是使伦理路线服从于政治权力，就是变成不受欢迎的人。老学者辕固生和董仲舒不服从，被流放了。但是公孙弘屈服了，做了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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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宰相，公孙弘提倡君主应该用他这一类的学者来统治人民的原则。他说：“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愿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公孙弘发展了为皇帝服务的做官技术。例如，每天早上的会议上，他向皇帝提出各种行动的方案，并且让皇帝作出自己的选择。对此他不作辩解，也不坚持任何自己的意见。因此，皇帝认为他是谨慎的，善解人意的，并且懂得行政工作，是一名专家学者。皇帝将会喜欢他，接近他。当皇帝叫他当一名听众时，即使他发现他们观点不一致，也并不声辩，而是退回去，找另外一个人来调解。这个人将情况首先报告给皇帝，公孙跟随之。这种圆滑的处事方式使皇帝很喜欢他。然而，即使是内阁会议决定事情的时候，这个聪明的人也不遵照协定说话，而是依皇帝的态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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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的圆滑世故使他受到其他官吏的攻击。他们说：“这个人是最多诈而无情的。他面孔一变就攻击他的朋友。他自己首先提出了这个意见，但是又放弃了它，他是不忠的。”皇帝问公孙弘这是否是真的。他答道：“那些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是忠的，而那些不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是不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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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孙的另一种批评是：“公孙身居高位，俸禄甚多，但还老是穿棉袍，那是不诚实的。他给人的印象是谦虚的和节俭的，其实不是这样。公孙从小官做起，但是只在几年内就爬得这么高，成为一名宰相并且封侯。他这个人外表上似乎是温和的，易于相处的。他盖了一幢客馆，邀请参加他的工作的人住在里面。他自己只吃一点肉，而对他人则招待得很大方，对家里却不管不顾。但是，不管外表上表现得多么善良，他内心里却妒忌每一个人。他接近那些与他不和的官员，从而找到一些方法去伤害他们。他杀死了主父偃，流放了董仲舒。这些都是他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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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古书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不讲原则的人，他揣摩上意，不讲原则，出卖朋友，结党营私，窃居高位。这是一种经常可以在中国看到的官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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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公孙弘的样子来看，孔子及其门徒保持的伦理路线就不再是规范了。学者们去支持君主权力了。这种变化体现在韩愈这个人身上。尽管他本人被认为是直接地从伦理路线中承袭下来的，但是他的地位不是一名批评家而是一种可以显示皇帝的宽容的方式。韩愈是一个没有学术荣誉的人，他是一个隐士，但是皇帝很喜欢他的行为。他把韩愈从偏僻的地方叫出来，让他做帝国御吏。而御吏这样的官应该告诉皇帝在统治期间什么地方出了错，他的作用是说服整个天下，允许人民在法庭上自由诚实地讲话，以证明皇帝不会给不义以报酬，并且显示皇帝有着最大的德行来愿意接受那些不同的政见。这个思想将使“洞穴中的人民”，即普通人，“穿上他们漂亮的衣服到法庭上来诉说他们的要求”。并且，这将使皇帝的行为有着尧舜那样的德行，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将会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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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不再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政治路线必须和伦理路线一致。皇帝不能有错误。然而，皇帝有义务用这些学者，而反过来学者本身有义务自荐于朝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贽，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彝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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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地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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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者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的影响。在君主权力集中的过程中，这个阶级不能保护它自身的利益，它的成员转向求助于宗教的制裁，希望神权能控制君主，同时给他们以保护。但是神权的制裁是无用的，因此唯一的选择不是造反就是投降。因为学者阶层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他们选择了后者——做官，他们甚至把自己降到完全屈服于皇帝的地位。这个历史过程决定了绅士以后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他们本身并不企图夺取政权，而是在帝国朝廷的宽容下屈服，求得安全。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绅士显然是一个非斗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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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3章 绅士和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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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中国意味着“他们有知识”，这显示出在中国社会里有一个学问上的差别。问题是：这种建立在社会差别之上的学问是什么样的？这种学问被社会中某一阶级所垄断，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我们想进一步指出：这个阶级如何在传统模式中保持它的地位，在和西方的接触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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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级的成员的特点是不仅总是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有一种特殊的知识。孔子的著作将这种特殊知识或学问讲得很清楚，“知”这个词有一种限制的意义。例如，学生樊迟问孔子“知”这个词的意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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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子并不仅仅是在认识的意义上来使用“知识”这个词，而且包括懂事明理。当樊迟再一次问他什么是聪明时，孔子说：“知人。”对此，樊迟并不完全理解。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孔子描述了知识的过程。首先是感知——收集信息，接下去是加以区分和选择。知识比仅仅收集信息更进了一步，因为它涉及到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区分好坏的能力上的。在这种限制意义的知识之上，建立一个由“直”这个词所规定的标准或准则。当你知道什么是“直”时，你就必须按照它去做，并且使曲者“直”。因此孔子把“知”这个词解释为正确行为的智慧或知识。那些为人民而工作的人，那些敬鬼神，知道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人，就是“知事”。在这种意义上，“知”不仅是智力，而且是一种德行。这种知识具有“仁”和“勇”。有智慧的人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也知道应该去遵循的道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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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知识分为两种范畴：首先，理解物质世界的性质；其次，理解什么构成了正确的行为。在孔子的经典里，“知”说的是第二种知识。孔子甚至相信知道道德准则的人没有必要去了解自然。事实上，他本人就代表了这种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樊迟请学稼。子曰，‘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说明，对孔子来说，自然知识不是那么重要的，并且也表现了他自己对社会地位的概念。他那样的人是在上层的，普通人是在底层的。人民必须种地，而那些在上层的人，只要维护“礼”——法律和正义，就能得到和保持人民的尊重，知道了行为规则的人是不必为谋生而劳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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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那里，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一个叫陈相的人对孟子说起许行的思想“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但是孟子不同意他的意见，并提出论据证明劳动分工是自然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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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见许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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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甄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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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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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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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承认明确的劳动分工是支持阶级差别的，并且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辩护。但是我在文章中引用的这两段话，还表示了在传统体系下对于自然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态度上的区别。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生产知识，是属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赖以为生的人的。另一方面，伦理知识是那些用头脑来统治人民的人的一种工具。统治别人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优等的，如果不剥削他人的话，也是应该由别人来养活的。因为这样的人不研究物质世界，他们形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习惯。这里，孔子的话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应该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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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子提出了上面讨论的作为一条普遍原则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些劳心者，那些拥有伦理知识的人，应该站在人民之上，统治他们，并且理所当然地要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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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回答是：他们的威信大多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知识的性质。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知识不是实际事务的知识，而是其他被社会承认的有价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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