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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权威是不同于政治权力的。我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绅士是不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事实上，在中国，政治权力总是非常不同于社会权威。政治权力是用暴力来得到的，并且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社会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一致和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规则。孔子学派希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可以一致起来。一个统治者只用政治权力统治他的国家，他将被称作一个暴君或者“霸”。当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一致起来时，他将被称作“王”。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结合从未有过。孔子被称为“素王”，一个具有社会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中国社会有着两条平行权威来源的结果，使社会秩序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社会权威的调节，同时，政治权威通常局限于衙门的行动。除一些暴君外，朝廷并不干涉社会上的事情。一般而言，一个好皇帝除征税之外，就让人民自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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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行为准则是绝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任何人都可能遵循准则，并得到他人的认可。孔子的一个学生子夏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人们学习准则并不需要具备特殊资格，其理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得到这种伦理或规范的知识。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这种知识是口头传下来的，并且是可以反复学习的。孔子用“习”这个字描述通过听讲获得知识的过程。这不是通过书本研究得到的，识字还没有变得如此重要。据说，孔子是“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并且，当门徒子贡问道，什么叫“文”时，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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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后，行为准则的传播就不可能再完全依赖于口头了。这里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需要通过研究资料弄明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我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主要是通过书面传播时，就不再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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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国民间总有一种口头文学。而官方唯一承认的古典文献，是从书面传下来的神圣的仪式和歌曲、占卜的体系、王朝的历史和家谱里发展而来的，总是和普通人有一些距离的。官方历史记录的圣人学说可以对人的行为有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忙于生计的农民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这不仅是由于文献的内容难于把握，而且，古典书面语言本身的结构也是完全不同于口头语言的。即使是一个很会讲话的识字的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家。文章不是得之偶然，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象形文字是很难学习的，如果一个人不经常使用它们的话，是很容易忘记的。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中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正如我在《泥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的《禄村农田》）里所描写的，生产和闲暇是相排斥的，除非一个人能够得到其他人的产品，他是不可能脱离体力劳动的。因而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必须是大地主，大得足以使他们能够完全靠其租息生活。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必然局限于某一经济阶层，是不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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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过，那些劳心者应得到那些劳力者的支持。对我来说，似乎实际上应是那些能够欣赏文字的人得到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心者都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他们不必用双手来工作，而是能够或者愿意用其头脑来工作。那些有特权的人得到别人的支持，是不需要学习技术知识的，但是他们也不需要学习行为准则，他们可能只是寄生虫似的生活。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特权地位可能是不保险的。特权必须得到一些力量的支持，不是靠物质力量来维持的政治力量，就是靠社会权威。这种阶级的人要进入官场，不仅要受到教育，而且必须获得特权。识字的特权和政治权威的力量相结合，支持了一个特权的阶级。他们以较高的经济地位、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劳动阶级相脱离，结果是得到较高的社会权威。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和所有的实际技术知识相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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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面说明的，技术知识应该是和伦理价值相联系的。但是，一旦价值知识和识字如此密切地相联系，它就会被某一阶级垄断，和技术相分离。并且，一旦这种联系破裂，技术的进步就受到限制。我已经说过，自然界的技术必须输入到一个社会制度里去，变为“有用”的。也就是说，变成一种能够改进人民生活的技术。然而，如果统治阶级要对百姓的生活负责，又完全缺乏技术知识，他们将不能用技术手段来安排百姓的事务。如果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有权来决定土地耕作技术的话，他们将不会引进可能不利于现有的传统耕作方式的先进技术来改进生产。只有当生产者自身有权来决定时，现代技术的进步才会来临。一旦这种权力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时，技术改进将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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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这就显示出，在传统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久化。一个只是通过人际关系来看世界的人是倾向于保守的，因为在人际关系中人的目的总是相互调整的。并且，调整后的平衡只能在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才能建立。另一方面，从纯粹的技术观点来看，人对自然难以有任何限制。在强调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一旦人进入了一种控制自然的斗争中，自然就会发生不断的变化、产生不断的效用，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引起人和人的冲突。中国知识分子是把世界人道主义化的。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就不可能评价技术进步，而且他们没有理由希望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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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4章 乡村中国的基本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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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无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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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有很长历史了。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建立了郡县以来，从理论上来说，地方官总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惯例是本地人不做本地官。从此，中国政治体系完全由上面的一个人所控制，下面的人是完全被动的，地方利益是没有发言权的。如果这是完全真实的话，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独裁主义的。而且，很明显，除非人民被完全征服，这种中央集权是很难于维持下去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里，交通体系是不可能和罗马帝国相比较的，例如，没有许多强大的驻军。任何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至少是他们的容忍，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换句话说，政治体系是不可能在一根从上向下的单轨上发展起来。在任何政治体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可能被完全忽视。这意味着必须有某种方式的从下而上的平行轨道。一个完善的体系必须保证这样的“双轨”。这一点在现代民主制度里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在所谓专制政府里也可看到它的痕迹。在专制统治下，当从下而上的轨道被破坏时，我们就有了一个暴君，并且会有灾难性的结果。在中国，即使在专制主义的体系下，专制暴君也还总是表示，他的统治有一些非正式的轨道，人民的意见能够借此通到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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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有着两道防线阻止某个专制君主变为不可容忍的暴君。第一道防线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中无为的理论。这是多年的经验形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在现实中鼓励政治权力干涉人民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实际上，现实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法家韩非子提倡政府改革，强国富民。他及其门人将法家统治理论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但在整个中国历史的传统学者的眼中，韩非子是被歧视的，他的悲惨结局就是对于那些要走同样道路的人的警告。其他两个著名的改革家，汉朝的王莽（他在后来篡夺了皇位）和宋朝的王安石（1021—1086）希望政府进行改革，反对无为政策。但这两个人都失败了。那些同情他们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是受到了反对派的阻挠而不能达到目标。但是这些改革家中没有一个要用法律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他们中没有一个去努力研究他们的改革是否会被人民整体或者部分接受。事实上，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促使政府提出的政策会以任何方式和人民的意志相结合。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把政府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政策，自然会导致和人民冲突的结果。在西方的政治史中，这种倾向日益使政治权力放弃了对人民的职责和控制。中国长期的政治策略倾向于使政治权力中立化，在这种统治方式下，人民尚可以休养生息（同时，这种体制中的一些改革家似乎比他们反对的那些人更加专制）。无为论是一种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它不是立宪政体的积极钳制，而是作为反对政治专制主义的第一条“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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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承认这种体系在现代生活中是无效率的，因为我们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对那些涉及到全体人民的事情采取行动。但是在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没有必要在地方社区之上建立一个权威。立宪政体是一个现代成就。在西方的立宪政体发展起来之前，政治权力受到了传统道德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超自然权威得到了增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宪法的草拟是在工业发展之前，它的观点是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中国，人们所求助的不是法律而是对于君主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的限制。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的影响所在，政治权力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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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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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里，我想重点论述的不是第一道防线，而是第二道防线。在我们的传统政治中，一方面，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限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限制行政体系的范围。我们设法以某种方式“悬空”中央权力，使它不着地。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止于县衙门。通常，研究中国行政的学者很少注意县衙门和每家每户之间的联系。但是事实上，这种联系是极为有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中央权力当局和地方自治社区的结合点。只有理解了这个结合点，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的传统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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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县衙门出发。我已经说过，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停止在县上，因为以前我们不承认县以下的任何行政单位。县里的头儿代表皇帝，被称作父母官，这是假定他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这种官老爷办公的地方对老百姓来说像天一样高，是根本无法接近的。衙门也不是任何人能够自由进出的地方。但是在父母官和子女——老百姓之间存在着中间人物。实际上，在衙门和人民之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周旋的那些人，是官员的仆人。这些官方的仆人（皂隶）在中国社会等级中占着最低的一种层次；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民权，并且，他们的儿子不能去参加考试。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处于这样地位的人最容易滥用权力，就应该被压得这样低。如果社会不用歧视来压制他们，剥夺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就可能变得像狼一样令人害怕。即使他们滥用权力的话，也没有希望在社会等级中上升，他们不会过分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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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无为政策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官没有多少事做。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官员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游山玩水或者发展他们的文学才能上。他们的事情仅是收税和判案。就后者而言，他们是没有多少事要做的，因为传统的理想是没有诉讼。政府仆人的职责是使人民守序，向人民收钱，在必要时征集劳动力。如果县里的命令必须下达到每家每户的话，它将意味着衙门实际上是一个行政的基本单位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真实的。县里的命令不是下达到各家各户去的，而是送到地方自治单位（在云南叫作“公共家庭”，或称“公家”）。我称这种组织为“自治单位”，因为它是由地方上的人组织起来，照管某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公共事务包括灌溉、自卫、调解人们的争吵、互援、娱乐和宗教活动。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地方社区的事情，并且按照依然保留着的传统来说，它们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由受过较好教育的有钱人家里的头面人物领导下的地方社区所管理的事情。如像灌溉这类事，可能是由非学者的具备负责的人来决定的，但一般认为，愈是有学问的人愈有威信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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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决定地方公共事务外，“公家”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代表人民和政府打交道。我之所以区分自治的和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的两种职能是有相当理由的。“公家”组织里负责的领袖是回避任何衙门官方事务的，取而代之的是有专门的人代表社区去和政府打交道。这些人被称为“乡约”（这个名词在云南地方上所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法律上，政治体制不承认自下而上的轨道，皇帝是绝对的。反抗皇帝的命令就是犯罪。然而，事实上并不能保证人民会在实际生活中接受皇帝的命令。因此，在实际的实行中，必须有一种手段来联络人民，了解他们的感情。政府的仆人把命令带给“乡约”而不是“公家”。“乡约”的领导是由社区的人轮流担任的。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位子，因为他在社区里没有真正的权力或影响，而仅仅是作为从上到下的轨道的终点。他得到从政府来的命令之后，反过来去报告“公家”的头面人物。此人再和其他一些绅士式的人物在茶馆里议论这件事，如果他和其他人一起决定这道命令是不能接受的，表示了反对，就会把命令退回给“乡约”。这个不幸的人必须反过来报告衙门，并且由于他办事不力而受到官方的申斥。但是在这种方式中，皇帝的“面子”得以保全，因为人们没有直接拒绝服从，而是以一种迂回方式表示出来的。同时，非正式的谈判将会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社区领袖作为绅士的地位和官方地位是平等的，他会对县官作一次友好的访问，讨论政府的命令。如果在这些地方绅士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谈判中不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地方绅士会求助于他们在城镇里的朋友和亲戚，把事情提到更高一层的官员那里去，有时可能一直提到最高当局。最后，双方将会达成某些协议，中央政府会改变它的命令，事情也会再次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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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体系，地方领袖不和被歧视的政府可怜的仆人打交道。如果自治单位成为实际的正式的行政单位，那么自下而上的轨道会被淤塞起来。在衙门里负责的官员不会和他手下的人进行自由的讨论，而只会和那些官僚机构之外的，并且与其社会地位相等的人进行讨论。在清朝（1644—1911），一个人通过了县里的考试就可以使用自己的名片访问地方官员。除了一个学者的特权外，他还可以免于体罚，除非他的功名先被革去。并且，这后者的决定权不在县官，而只能是地方上负责教育的官员。这些被称为绅士的人是能够和官府打交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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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有点简单的叙述中，我希望已经清楚地说明几点。（1）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2）这里有着对于中央政府权威事实上的限制。地方上的事情是由社区的绅士所管辖的，是中央当局难于干涉的。（3）虽然在法律上只有一条从上向下的贯彻帝国命令的轨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间有政府的皂隶和地方上选择的“乡约”或者相同类型功能的人物，通过这种中介，不合理的命令可以打回去。这种由下而上的影响，在中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中，通常是不予承认的。然而，它实际上是有效的。（4）从下而上的影响的机制，是绅士通过他们当官的亲戚和参加过相同考试的台上台下的朋友们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发生的。借此，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到达皇帝本人那里。（5）所谓自治组织的兴起是来自于社区的实际需要。这种群体的权力不是来自中央帝国，而是来自地方民众本身。当中央只是有限度地征税和招兵时，人们会感到“天高皇帝远”。但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有必要保持一些交往，这就意味着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和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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