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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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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里，我想重点论述的不是第一道防线，而是第二道防线。在我们的传统政治中，一方面，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限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限制行政体系的范围。我们设法以某种方式“悬空”中央权力，使它不着地。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止于县衙门。通常，研究中国行政的学者很少注意县衙门和每家每户之间的联系。但是事实上，这种联系是极为有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中央权力当局和地方自治社区的结合点。只有理解了这个结合点，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的传统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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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县衙门出发。我已经说过，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停止在县上，因为以前我们不承认县以下的任何行政单位。县里的头儿代表皇帝，被称作父母官，这是假定他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这种官老爷办公的地方对老百姓来说像天一样高，是根本无法接近的。衙门也不是任何人能够自由进出的地方。但是在父母官和子女——老百姓之间存在着中间人物。实际上，在衙门和人民之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周旋的那些人，是官员的仆人。这些官方的仆人（皂隶）在中国社会等级中占着最低的一种层次；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民权，并且，他们的儿子不能去参加考试。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处于这样地位的人最容易滥用权力，就应该被压得这样低。如果社会不用歧视来压制他们，剥夺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就可能变得像狼一样令人害怕。即使他们滥用权力的话，也没有希望在社会等级中上升，他们不会过分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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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无为政策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官没有多少事做。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官员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游山玩水或者发展他们的文学才能上。他们的事情仅是收税和判案。就后者而言，他们是没有多少事要做的，因为传统的理想是没有诉讼。政府仆人的职责是使人民守序，向人民收钱，在必要时征集劳动力。如果县里的命令必须下达到每家每户的话，它将意味着衙门实际上是一个行政的基本单位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真实的。县里的命令不是下达到各家各户去的，而是送到地方自治单位（在云南叫作“公共家庭”，或称“公家”）。我称这种组织为“自治单位”，因为它是由地方上的人组织起来，照管某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公共事务包括灌溉、自卫、调解人们的争吵、互援、娱乐和宗教活动。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地方社区的事情，并且按照依然保留着的传统来说，它们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由受过较好教育的有钱人家里的头面人物领导下的地方社区所管理的事情。如像灌溉这类事，可能是由非学者的具备负责的人来决定的，但一般认为，愈是有学问的人愈有威信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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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决定地方公共事务外，“公家”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代表人民和政府打交道。我之所以区分自治的和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的两种职能是有相当理由的。“公家”组织里负责的领袖是回避任何衙门官方事务的，取而代之的是有专门的人代表社区去和政府打交道。这些人被称为“乡约”（这个名词在云南地方上所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法律上，政治体制不承认自下而上的轨道，皇帝是绝对的。反抗皇帝的命令就是犯罪。然而，事实上并不能保证人民会在实际生活中接受皇帝的命令。因此，在实际的实行中，必须有一种手段来联络人民，了解他们的感情。政府的仆人把命令带给“乡约”而不是“公家”。“乡约”的领导是由社区的人轮流担任的。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位子，因为他在社区里没有真正的权力或影响，而仅仅是作为从上到下的轨道的终点。他得到从政府来的命令之后，反过来去报告“公家”的头面人物。此人再和其他一些绅士式的人物在茶馆里议论这件事，如果他和其他人一起决定这道命令是不能接受的，表示了反对，就会把命令退回给“乡约”。这个不幸的人必须反过来报告衙门，并且由于他办事不力而受到官方的申斥。但是在这种方式中，皇帝的“面子”得以保全，因为人们没有直接拒绝服从，而是以一种迂回方式表示出来的。同时，非正式的谈判将会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社区领袖作为绅士的地位和官方地位是平等的，他会对县官作一次友好的访问，讨论政府的命令。如果在这些地方绅士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谈判中不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地方绅士会求助于他们在城镇里的朋友和亲戚，把事情提到更高一层的官员那里去，有时可能一直提到最高当局。最后，双方将会达成某些协议，中央政府会改变它的命令，事情也会再次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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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体系，地方领袖不和被歧视的政府可怜的仆人打交道。如果自治单位成为实际的正式的行政单位，那么自下而上的轨道会被淤塞起来。在衙门里负责的官员不会和他手下的人进行自由的讨论，而只会和那些官僚机构之外的，并且与其社会地位相等的人进行讨论。在清朝（1644—1911），一个人通过了县里的考试就可以使用自己的名片访问地方官员。除了一个学者的特权外，他还可以免于体罚，除非他的功名先被革去。并且，这后者的决定权不在县官，而只能是地方上负责教育的官员。这些被称为绅士的人是能够和官府打交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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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有点简单的叙述中，我希望已经清楚地说明几点。（1）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2）这里有着对于中央政府权威事实上的限制。地方上的事情是由社区的绅士所管辖的，是中央当局难于干涉的。（3）虽然在法律上只有一条从上向下的贯彻帝国命令的轨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间有政府的皂隶和地方上选择的“乡约”或者相同类型功能的人物，通过这种中介，不合理的命令可以打回去。这种由下而上的影响，在中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中，通常是不予承认的。然而，它实际上是有效的。（4）从下而上的影响的机制，是绅士通过他们当官的亲戚和参加过相同考试的台上台下的朋友们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发生的。借此，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到达皇帝本人那里。（5）所谓自治组织的兴起是来自于社区的实际需要。这种群体的权力不是来自中央帝国，而是来自地方民众本身。当中央只是有限度地征税和招兵时，人们会感到“天高皇帝远”。但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有必要保持一些交往，这就意味着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和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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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地方自治单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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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描述的上述权力结构中，“无效率”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这里还不需要效率，与人民直接关联的事情是在正式政府之外进行的。地方自治群体的工作是按照地方需要和地方的态度而定的。有时，地方组织试图对生活细节也进行管理。例如，在云南的一个村子里，如果一对已婚夫妇不生孩子，他们将会被象征性地揍一顿，甚至罚一小笔款。传统和宗教的行动是由地方组织所维持的。因此，一个无为的皇帝可以欣慰地看到在他统治的天下的高度的和平与秩序。因为全国的地方组织使事情照样进行；又因为皇权要求的只是两件事：税收和招募。在一定意义上，无效率的、写诗的官员的存在是百姓的一种福气。但是这样的制度只能在一种高度自足的经济中运行。当村与村间事情多了起来，当有大规模灌溉或其他公共工程，或者发生了战争，一个无效率的中央政府就成了一件坏事。这一点是容易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工作。在理论上讲，政府本身是不需要改变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需要的只是让它的工作更有效率。实际上，从法律上讲，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提高它的效率可能会破坏对一个暴虐当局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因为无为政策终究是一个非常消极的限制权力的手段，这个手段的确很难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保持，它的衰落是不必遗憾的。然而，对第二道防线，即高度发达的地方自治体系的破坏——假定当时较有效的保甲体系已被引入（或者说再引入）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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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体系带来的是从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它可以直达每家每户。事实上，这个体系可以说是把国家的警察体系引进了每家每户。保甲体系的引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旧的传统体系中，政府行政单位由于它的缺乏彻底性而瘫痪了，事实上它的命令的贯彻只能实现一半。对于政府来说，更有效的方法似乎是直接和人民打交道，而不是样样事情都要经过地方组织。然而，当保甲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采用时，它的意图是要起自治政府作用的。因此，承认从下而上的轨道，就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的代表体系来。但是后者从未实现过。保甲体系有着一定的缺点，它不适应一个民主的代表体系。按照保甲制度，人民一律以数字单位组织起来，少有变化。但是这样的单位必然和实际的社会群体不一致。一个社区的范围是历史和社会的力量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给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地方社区增加成员并叫他们适应。保甲体系中的一律原则，实际上是为了行政的方便，特别是招募的方便而制定出来的，而地方自治的原则已经被削弱了。一个社区通常被分为几个甲，同时，几个不相干的单位可能会组成一个保，结果是一塌糊涂。事实上，现在存在的是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保甲，是从上面推行下来的；另一个是自然的地方组织，现在已经变得非法了，两者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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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双轨的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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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冲突发生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选择保甲的头儿——保长。保甲是一种执行上面命令的行政体系，但同时，它是指导地方公共事务的合法组织。在传统体系下，这双重功能的执行是由三个不同的群体所承担的：政府的仆人；“乡约”或地方代表和中介；地方绅士的头面人物。现在这三种角色统集于保长一人，并且由他们去执行假定总是被人民所接受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实际困难立刻表现在新体系的后果上。首先，社区内那些有特权的人通常不愿意接受保长这个职位。作为地方绅士，如果他们希望与官场保持平等的地位，就不会接受体系中这样一个地位，使他们地位低下，不能与官府谈判，而只能接受上面那些人的命令。事实上，作为中介而言，保长的作用只等同于那种“乡约”。而保长和“乡约”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乡约”是没有权的，而保长在法律上是同一层次的地方头目，他有权保存公款和处理地方事务。困难在于调解的功能和行政的功能混淆了。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保长是很有可能和地方绅士发生冲突的，并且在这种冲突中，保长将不再起政府和地方利益之间的桥梁作用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一个当地绅士的领袖接受了保长的位子，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不能再反对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了。因此，地方社区已经变为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现在，人民没有渠道表示他们对于中央当局的反对意见。当局势变得不可忍受时，唯一的出路便是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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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甲体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也阻碍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它已经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保甲的新结构也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自治组织工作。实行保甲体系唯一的后果是旧体系被简单地宣布为不合法的，它不再公开地起作用。这种后果造成了基本行政机构的僵局、无效率，甚至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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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而下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甲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更高效率。因为，当底部有一个僵局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了，但在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功能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的位子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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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5章 乡村、集镇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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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绅士地位后，现在我转到他们在经济次序中的地位问题上来。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农村和城市在社区形式、经济性质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的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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