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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地方自治单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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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描述的上述权力结构中，“无效率”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这里还不需要效率，与人民直接关联的事情是在正式政府之外进行的。地方自治群体的工作是按照地方需要和地方的态度而定的。有时，地方组织试图对生活细节也进行管理。例如，在云南的一个村子里，如果一对已婚夫妇不生孩子，他们将会被象征性地揍一顿，甚至罚一小笔款。传统和宗教的行动是由地方组织所维持的。因此，一个无为的皇帝可以欣慰地看到在他统治的天下的高度的和平与秩序。因为全国的地方组织使事情照样进行；又因为皇权要求的只是两件事：税收和招募。在一定意义上，无效率的、写诗的官员的存在是百姓的一种福气。但是这样的制度只能在一种高度自足的经济中运行。当村与村间事情多了起来，当有大规模灌溉或其他公共工程，或者发生了战争，一个无效率的中央政府就成了一件坏事。这一点是容易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工作。在理论上讲，政府本身是不需要改变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需要的只是让它的工作更有效率。实际上，从法律上讲，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提高它的效率可能会破坏对一个暴虐当局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因为无为政策终究是一个非常消极的限制权力的手段，这个手段的确很难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保持，它的衰落是不必遗憾的。然而，对第二道防线，即高度发达的地方自治体系的破坏——假定当时较有效的保甲体系已被引入（或者说再引入）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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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体系带来的是从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它可以直达每家每户。事实上，这个体系可以说是把国家的警察体系引进了每家每户。保甲体系的引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旧的传统体系中，政府行政单位由于它的缺乏彻底性而瘫痪了，事实上它的命令的贯彻只能实现一半。对于政府来说，更有效的方法似乎是直接和人民打交道，而不是样样事情都要经过地方组织。然而，当保甲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采用时，它的意图是要起自治政府作用的。因此，承认从下而上的轨道，就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的代表体系来。但是后者从未实现过。保甲体系有着一定的缺点，它不适应一个民主的代表体系。按照保甲制度，人民一律以数字单位组织起来，少有变化。但是这样的单位必然和实际的社会群体不一致。一个社区的范围是历史和社会的力量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给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地方社区增加成员并叫他们适应。保甲体系中的一律原则，实际上是为了行政的方便，特别是招募的方便而制定出来的，而地方自治的原则已经被削弱了。一个社区通常被分为几个甲，同时，几个不相干的单位可能会组成一个保，结果是一塌糊涂。事实上，现在存在的是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保甲，是从上面推行下来的；另一个是自然的地方组织，现在已经变得非法了，两者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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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双轨的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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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冲突发生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选择保甲的头儿——保长。保甲是一种执行上面命令的行政体系，但同时，它是指导地方公共事务的合法组织。在传统体系下，这双重功能的执行是由三个不同的群体所承担的：政府的仆人；“乡约”或地方代表和中介；地方绅士的头面人物。现在这三种角色统集于保长一人，并且由他们去执行假定总是被人民所接受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实际困难立刻表现在新体系的后果上。首先，社区内那些有特权的人通常不愿意接受保长这个职位。作为地方绅士，如果他们希望与官场保持平等的地位，就不会接受体系中这样一个地位，使他们地位低下，不能与官府谈判，而只能接受上面那些人的命令。事实上，作为中介而言，保长的作用只等同于那种“乡约”。而保长和“乡约”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乡约”是没有权的，而保长在法律上是同一层次的地方头目，他有权保存公款和处理地方事务。困难在于调解的功能和行政的功能混淆了。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保长是很有可能和地方绅士发生冲突的，并且在这种冲突中，保长将不再起政府和地方利益之间的桥梁作用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一个当地绅士的领袖接受了保长的位子，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不能再反对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了。因此，地方社区已经变为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现在，人民没有渠道表示他们对于中央当局的反对意见。当局势变得不可忍受时，唯一的出路便是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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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甲体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也阻碍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它已经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保甲的新结构也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自治组织工作。实行保甲体系唯一的后果是旧体系被简单地宣布为不合法的，它不再公开地起作用。这种后果造成了基本行政机构的僵局、无效率，甚至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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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而下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甲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更高效率。因为，当底部有一个僵局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了，但在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功能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的位子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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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5章 乡村、集镇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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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绅士地位后，现在我转到他们在经济次序中的地位问题上来。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农村和城市在社区形式、经济性质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的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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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人口与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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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城市”作为社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难于回答的。美国人口统计局把一个有25000人的社区或者有更多的人的地方叫城市，而把有50000人居住、其外围郊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150个人的社区，称为大都市地区。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个标准。事实上，这里不存在抽象的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例如，马克·杰弗逊声称每平方英里人口有10000人的地区为城市；同时，瓦特·韦尔克司说，某地区的每平方英里有1000人就足以称为城市。虽然这些人所用的数字是不一致的，但都使用人口密度来作为不同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标准。这是可能的，因为在美国有密集人口的地方总是被组织为一个城市。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同了。例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平均人口密集超过了每平方英里500人；在山东是615人；在浙江是657人；有些省份的一些地方人更多，甚至能达到每平方英里6000人。如果我们应用韦尔克司的标准，这些地区都应被称为城市了。但这样做简直是没有常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即中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于美国，那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很显然，使用人口密度的标准是不足以区别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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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口的观点来研究城市和农村社区，所强调的不应是数量和密度，而是分配。我们看到，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中，人口开始时像细胞核一样，集中于某一点。核的集中地区可以称为城市，周边地区是农村。在人口密度以及相关联的核内的集中过程中，城市与其周围区域必然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挑出这一点，或者就是把平均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字来作为区别社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假定有一个高度密集的人口聚居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为什么人口会集中在这一些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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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给自足的经济里，不论是游牧的或者是农业的，每个单位都可以依靠自身来生活，并且，其人口可能分散于一个领域。对于一个细胞核来说，没有形成经济中心的必然性，甚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经济的差别。在耕作中，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为了实际的理由，如便于工作和收获，我们会发现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安顿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的散居式，这在美国是普遍的现象。但在中国，除了一些地方，像四川山地，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生活着。虽然农田和生活区之间的距离很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起是有极大好处的。农业社区是容易遭到袭击的，对农民来说，最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家庭集中在一起，并在一个地方生产，这样容易得到保护，可能的话再用一道墙圈起来。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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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建筑的本身就可以看到人们对防卫的重视。在山区，村子通常是较小的，可能出现分散的家宅，带有它们自己的围墙，像是原始的堡垒。或者，如果见不到这样的结构，我们会看到房屋的外墙是没有窗户的，因此房子看上去完全是封闭的。在较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有墙围着的中心地带，必要时人们可以退到这里；在受外部攻击时，他们能够在那里储藏他们的产品。甚至在江苏比较和平、有秩序，我们称之为天堂的地方，那里河流的运输比道路更重要，每天晚上或在紧急情况下，河流都要用一道木栅封锁起来。但是这里房屋的形式不同，窗子经常是朝向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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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形式和范围有什么变化，作为一个自足单位的集合而没有功能差别或者成员间的劳动的分工，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村庄或农业社区，而不是一个城镇或城市中心。因此，村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组织类型。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而是按照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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