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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城市”作为社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难于回答的。美国人口统计局把一个有25000人的社区或者有更多的人的地方叫城市，而把有50000人居住、其外围郊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150个人的社区，称为大都市地区。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个标准。事实上，这里不存在抽象的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例如，马克·杰弗逊声称每平方英里人口有10000人的地区为城市；同时，瓦特·韦尔克司说，某地区的每平方英里有1000人就足以称为城市。虽然这些人所用的数字是不一致的，但都使用人口密度来作为不同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标准。这是可能的，因为在美国有密集人口的地方总是被组织为一个城市。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同了。例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平均人口密集超过了每平方英里500人；在山东是615人；在浙江是657人；有些省份的一些地方人更多，甚至能达到每平方英里6000人。如果我们应用韦尔克司的标准，这些地区都应被称为城市了。但这样做简直是没有常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即中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于美国，那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很显然，使用人口密度的标准是不足以区别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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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口的观点来研究城市和农村社区，所强调的不应是数量和密度，而是分配。我们看到，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中，人口开始时像细胞核一样，集中于某一点。核的集中地区可以称为城市，周边地区是农村。在人口密度以及相关联的核内的集中过程中，城市与其周围区域必然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挑出这一点，或者就是把平均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字来作为区别社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假定有一个高度密集的人口聚居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为什么人口会集中在这一些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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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给自足的经济里，不论是游牧的或者是农业的，每个单位都可以依靠自身来生活，并且，其人口可能分散于一个领域。对于一个细胞核来说，没有形成经济中心的必然性，甚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经济的差别。在耕作中，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为了实际的理由，如便于工作和收获，我们会发现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安顿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的散居式，这在美国是普遍的现象。但在中国，除了一些地方，像四川山地，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生活着。虽然农田和生活区之间的距离很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起是有极大好处的。农业社区是容易遭到袭击的，对农民来说，最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家庭集中在一起，并在一个地方生产，这样容易得到保护，可能的话再用一道墙圈起来。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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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建筑的本身就可以看到人们对防卫的重视。在山区，村子通常是较小的，可能出现分散的家宅，带有它们自己的围墙，像是原始的堡垒。或者，如果见不到这样的结构，我们会看到房屋的外墙是没有窗户的，因此房子看上去完全是封闭的。在较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有墙围着的中心地带，必要时人们可以退到这里；在受外部攻击时，他们能够在那里储藏他们的产品。甚至在江苏比较和平、有秩序，我们称之为天堂的地方，那里河流的运输比道路更重要，每天晚上或在紧急情况下，河流都要用一道木栅封锁起来。但是这里房屋的形式不同，窗子经常是朝向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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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形式和范围有什么变化，作为一个自足单位的集合而没有功能差别或者成员间的劳动的分工，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村庄或农业社区，而不是一个城镇或城市中心。因此，村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组织类型。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而是按照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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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圈墙式的驻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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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墙式的镇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类型，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词的原本意义是“墙”，“围墙”，或者“防卫工事”。防卫建筑在范围和质量上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它们是为一个单独的家庭所建的，有时是一个村子的。但是，当“墙”这个词是指在较大范围内设计了一道墙或者防卫建筑时，就是为了保护一个政治中心。造这种墙是一件大事，是不可能只用私人的手段来完成的，它必须是一个大范围的动用大量人力的公共工程。建造这种高墙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有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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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是政治体系中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里权力以实力表现出来。城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持权力的必要工具。结果，城的地点通常是由其政治和军事用途来定的。君主的代表所居住的地方通常必须有一道城墙来保卫他。每个县必须有一道城墙，那里正是皇帝代表所居住的。然而，有时当一个县无力建造一道城墙时，几个县的代表会集中在一道城墙内。换句话说，墙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衙门（官僚）。它清楚地说明了前几章的理论：中国君主的权力总是需要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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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我们可以看到在建造一个有墙的城市时，通常习惯于把部分城墙建在山顶上，部分建在平原上，因为这种建造的方式易于防卫。如果是建造在平地上，就挖出一道称为“池”（池塘）或“隍”（沟）的护城河（延伸说来，相对于统治这个地方的地方行政长官而言，在精神世界中统治着这块地区的守卫，我们称之为城隍）。很显然，城墙和护城河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作为权威地位的象征。在城墙范围内，即便是北京和南京通常都有一大片可耕作的土地，在万一被围的日子里可以供应宝贵的粮食。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一个理想的城市是一个自足的城堡。即便是现在，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也可能会命令关闭城门。近来，就是在军事管制执行之前，北京还是每天晚上七点钟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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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墙象征着安全，但墙内的人口可能不一定比墙外社区的人多。事实上，在云南通常可以发现有墙的镇在范围上要小于邻近的村庄。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被很好地保卫起来的镇是有吸引力的。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个富人或者一个稍为富裕的人在中国从未缺少过安全。由于劳动的成本低，地主们不需要很富有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土地的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愿意把土地租出去，自己撤到有城墙的镇里去住。富人们的剥削是需要用政治力量来保护的，必要时，政治当局可以被用来为在外的地主收租。在云南有一支部队在某一时间内是被派出去收租的。正如以前所述，地主希望和官僚保持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正是这种官场和有土地的绅士的结合，赋予有城墙的或有驻军的镇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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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墙的镇上的居民利用和发展了手工业。地主及其财富愈集中，能工巧匠及其奇技异巧就愈发达。成都的银器、苏州的刺绣、杭州的丝绸和北京的景泰蓝，都是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的手工艺品的例子。在某种较有影响的贸易中心的地方土特产品中，如皮毛和草药可能会发展起来。但是有城墙的镇不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中心，也不是为农民人口的需要提供服务的。以上提到的奢侈品不是勉强生存的乡村人民所能奢求的。生活在城内的手工艺人，像裁缝（住在大房子门前的地方，并为绅士服务）、木匠、药和补药的配药师、银匠以及所有其他人并不是为村民服务，而是为地主服务的，这有点像中世纪里为领主服务的艺术家和手艺人。因此，这些行政堡垒中心里的经济活动不是建立在生产者的产品交换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购买力之上。这些消费者的财富主要是来自对农村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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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租息里得到钱外，地主的收入是来自当铺、高利贷和米店的投资。有一次我问一个城里的居民，在这里是怎么借钱的，他告诉我，在城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这种活动。他可能仅仅指大多数的城镇居民而已。借钱的贫穷农民最后为了还债，通常被迫出卖他们的土地。通过投机以及只是卖出买进，米店老板的投资就可能会增加。低价，他会买进米；高价，他会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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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米店还有另一种作用——辗米。以前辗米是用水力驱动，目前是用石油或电力驱动装置（但是在内地农村一些个别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辗米是用舂的方法）。一般来说，这种城镇不是工业或商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就其大多数而言，它们的存在是为富裕阶级服务的，而富裕阶级为了政治或安全的理由移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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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从贸易里发展出来的市场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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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自足经济是高度发展的，但不是完全的。村民们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来自和其他村的农民的交换，还有一些是来自外地。因此，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贸易活动是人口集中的另一因素。我们可以将贸易中心、临时的市场和有市场的镇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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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临时的市场还是很普遍的。地方不同，名称不同。它们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像“镇”是全国都有的。临时市场说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生产者交换自身的产品。因为生产者不能每天进行交换，这种市场通常是每几天举行一次（在云南这种集市一般是每六天一次）。在集市的那一天，村民把希望卖出去的东西带到市场上来，并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把交换到的东西带回去。市场的范围按照它的领域而变，有时大市场超过一万人。在云南龙节、羊节或狗节集市的时候，如果站在山顶上往下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海洋，人潮像波浪一样来回涌动。人们摩肩接踵，难以走动。但是人群不会持续很久。他们将在日落时散去，到晚上，这个地方就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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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临时性质的市场并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通常它必须是一块敞开的大空地，经常是靠近一座庙宇，那里适于人们集中。在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地方，这种市场就变得更加经常化。围绕这块大空地，逐渐地会产生商人用来储藏货物的小屋，商人买来地方产品，并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人们希望进去坐坐和休息的茶室也随之产生。随着对更多外界产品需求的发展，用肩挑街卖方式带来的东西是不够的。有时，一个货栈会在靠近市场中心处建立起来，并且最后发展出一个永久的社区，我们称之为市场镇，或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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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湖流域，水路交通比陆地更便捷，这种类型的镇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正如我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里所叙述的，一种所谓“航船”为村民们购买东西，每条船大约为一百户人家服务。由于能早上到镇里，下午就回来，这样一条船是能够完全满足这个区域的需要的。在镇上通常有几百条这样的代理商船供应上万个农村家庭。镇上的货栈为一条或更多船的供应有特殊的安排，并且由于有了这样大数目的消费者，一个大商业中心能够保持下来。但是在中国内地，由于那里交通困难，这种镇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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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驻军的镇的区别，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完全可以检验出来。在云南，它们有许多不同。围绕在昆明这个大的有城墙的城市周围，有六至七个临时市场。的确，昆明近来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但它还没有通过农村消费发展起来。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上，百货公司卖外国货，商人出卖黄金。在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数是城市居民或来自于其他各镇的商人。很少有村民直接从这些店里买东西。他们是从城墙周围的市场上买所需要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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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举云南一个有驻军的小城镇的例子，在镇的墙内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在这条街上，有几家茶叶店，一家理发店和一家卖各种干货与糖果的店。在墙外，走十五分钟远的地方，是龙节市场。虽然和镇很近，但它完全不同。镇代表了一个政治中心，主要关注的是安全，驻地选择在山坡上，便于防守。龙节市场是通过贸易发展起来的，它选择了一个十字路口，使周围的村民能方便地来此交易。在我的家乡太湖流域的吴江，驻军镇比起附近的市场镇，就震泽来说，要小得多，并且不那么繁华。在清朝，这个驻军的镇有两个县政府。除了政府的衙门之外，主要是私人的住宅，并且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驻军的镇和市场的镇的功能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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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市场也成为地主们集中的地方以来，这两种类型的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中心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从土地上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商业。但是，按照传统的标准，镇上经商的地主在地位上低于那些做官的地主。然而，随着这个传统逐渐崩溃，市场镇上的一个高位，经常是通向驻军镇上的高位的一个步骤。在市场镇，商店是社区中心，还有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它们在社区服务和农村产品输出中发展起来。在这方面，这两种镇也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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