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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是政治体系中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里权力以实力表现出来。城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持权力的必要工具。结果，城的地点通常是由其政治和军事用途来定的。君主的代表所居住的地方通常必须有一道城墙来保卫他。每个县必须有一道城墙，那里正是皇帝代表所居住的。然而，有时当一个县无力建造一道城墙时，几个县的代表会集中在一道城墙内。换句话说，墙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衙门（官僚）。它清楚地说明了前几章的理论：中国君主的权力总是需要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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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我们可以看到在建造一个有墙的城市时，通常习惯于把部分城墙建在山顶上，部分建在平原上，因为这种建造的方式易于防卫。如果是建造在平地上，就挖出一道称为“池”（池塘）或“隍”（沟）的护城河（延伸说来，相对于统治这个地方的地方行政长官而言，在精神世界中统治着这块地区的守卫，我们称之为城隍）。很显然，城墙和护城河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作为权威地位的象征。在城墙范围内，即便是北京和南京通常都有一大片可耕作的土地，在万一被围的日子里可以供应宝贵的粮食。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一个理想的城市是一个自足的城堡。即便是现在，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也可能会命令关闭城门。近来，就是在军事管制执行之前，北京还是每天晚上七点钟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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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墙象征着安全，但墙内的人口可能不一定比墙外社区的人多。事实上，在云南通常可以发现有墙的镇在范围上要小于邻近的村庄。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被很好地保卫起来的镇是有吸引力的。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个富人或者一个稍为富裕的人在中国从未缺少过安全。由于劳动的成本低，地主们不需要很富有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土地的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愿意把土地租出去，自己撤到有城墙的镇里去住。富人们的剥削是需要用政治力量来保护的，必要时，政治当局可以被用来为在外的地主收租。在云南有一支部队在某一时间内是被派出去收租的。正如以前所述，地主希望和官僚保持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正是这种官场和有土地的绅士的结合，赋予有城墙的或有驻军的镇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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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墙的镇上的居民利用和发展了手工业。地主及其财富愈集中，能工巧匠及其奇技异巧就愈发达。成都的银器、苏州的刺绣、杭州的丝绸和北京的景泰蓝，都是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的手工艺品的例子。在某种较有影响的贸易中心的地方土特产品中，如皮毛和草药可能会发展起来。但是有城墙的镇不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中心，也不是为农民人口的需要提供服务的。以上提到的奢侈品不是勉强生存的乡村人民所能奢求的。生活在城内的手工艺人，像裁缝（住在大房子门前的地方，并为绅士服务）、木匠、药和补药的配药师、银匠以及所有其他人并不是为村民服务，而是为地主服务的，这有点像中世纪里为领主服务的艺术家和手艺人。因此，这些行政堡垒中心里的经济活动不是建立在生产者的产品交换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购买力之上。这些消费者的财富主要是来自对农村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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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租息里得到钱外，地主的收入是来自当铺、高利贷和米店的投资。有一次我问一个城里的居民，在这里是怎么借钱的，他告诉我，在城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这种活动。他可能仅仅指大多数的城镇居民而已。借钱的贫穷农民最后为了还债，通常被迫出卖他们的土地。通过投机以及只是卖出买进，米店老板的投资就可能会增加。低价，他会买进米；高价，他会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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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米店还有另一种作用——辗米。以前辗米是用水力驱动，目前是用石油或电力驱动装置（但是在内地农村一些个别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辗米是用舂的方法）。一般来说，这种城镇不是工业或商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就其大多数而言，它们的存在是为富裕阶级服务的，而富裕阶级为了政治或安全的理由移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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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从贸易里发展出来的市场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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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自足经济是高度发展的，但不是完全的。村民们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来自和其他村的农民的交换，还有一些是来自外地。因此，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贸易活动是人口集中的另一因素。我们可以将贸易中心、临时的市场和有市场的镇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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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临时的市场还是很普遍的。地方不同，名称不同。它们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像“镇”是全国都有的。临时市场说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生产者交换自身的产品。因为生产者不能每天进行交换，这种市场通常是每几天举行一次（在云南这种集市一般是每六天一次）。在集市的那一天，村民把希望卖出去的东西带到市场上来，并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把交换到的东西带回去。市场的范围按照它的领域而变，有时大市场超过一万人。在云南龙节、羊节或狗节集市的时候，如果站在山顶上往下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海洋，人潮像波浪一样来回涌动。人们摩肩接踵，难以走动。但是人群不会持续很久。他们将在日落时散去，到晚上，这个地方就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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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临时性质的市场并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通常它必须是一块敞开的大空地，经常是靠近一座庙宇，那里适于人们集中。在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地方，这种市场就变得更加经常化。围绕这块大空地，逐渐地会产生商人用来储藏货物的小屋，商人买来地方产品，并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人们希望进去坐坐和休息的茶室也随之产生。随着对更多外界产品需求的发展，用肩挑街卖方式带来的东西是不够的。有时，一个货栈会在靠近市场中心处建立起来，并且最后发展出一个永久的社区，我们称之为市场镇，或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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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湖流域，水路交通比陆地更便捷，这种类型的镇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正如我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里所叙述的，一种所谓“航船”为村民们购买东西，每条船大约为一百户人家服务。由于能早上到镇里，下午就回来，这样一条船是能够完全满足这个区域的需要的。在镇上通常有几百条这样的代理商船供应上万个农村家庭。镇上的货栈为一条或更多船的供应有特殊的安排，并且由于有了这样大数目的消费者，一个大商业中心能够保持下来。但是在中国内地，由于那里交通困难，这种镇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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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驻军的镇的区别，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完全可以检验出来。在云南，它们有许多不同。围绕在昆明这个大的有城墙的城市周围，有六至七个临时市场。的确，昆明近来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但它还没有通过农村消费发展起来。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上，百货公司卖外国货，商人出卖黄金。在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数是城市居民或来自于其他各镇的商人。很少有村民直接从这些店里买东西。他们是从城墙周围的市场上买所需要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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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举云南一个有驻军的小城镇的例子，在镇的墙内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在这条街上，有几家茶叶店，一家理发店和一家卖各种干货与糖果的店。在墙外，走十五分钟远的地方，是龙节市场。虽然和镇很近，但它完全不同。镇代表了一个政治中心，主要关注的是安全，驻地选择在山坡上，便于防守。龙节市场是通过贸易发展起来的，它选择了一个十字路口，使周围的村民能方便地来此交易。在我的家乡太湖流域的吴江，驻军镇比起附近的市场镇，就震泽来说，要小得多，并且不那么繁华。在清朝，这个驻军的镇有两个县政府。除了政府的衙门之外，主要是私人的住宅，并且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驻军的镇和市场的镇的功能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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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市场也成为地主们集中的地方以来，这两种类型的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中心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从土地上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商业。但是，按照传统的标准，镇上经商的地主在地位上低于那些做官的地主。然而，随着这个传统逐渐崩溃，市场镇上的一个高位，经常是通向驻军镇上的高位的一个步骤。在市场镇，商店是社区中心，还有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它们在社区服务和农村产品输出中发展起来。在这方面，这两种镇也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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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两种类型的镇是交叉重复的，并且，有时甚至是集合于一个社区内的，但似乎还是应该把它们在概念上加以区别。驻军的镇是作为传统的官僚当局和有钱绅士们的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的地方工业和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的联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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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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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到最后一种人口集中的类型——通商口岸。这里需要搞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城市是从通商口岸发展而来的，它们不仅不同于传统城镇，即市场镇和驻军镇两种类型，而且也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大都市。那些提倡中国城市化的人，通常说上海的地位类似于纽约和伦敦。这样一种结论是最大的误解。因为在中国城市和西方都市之间，有着实际的和非常本质的区别。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都市可以看作是一个广大经济区域的神经中枢。中枢的发展代表了内地的发展，因为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种关系，促进了不同区域的劳动的经济分工。但是上海不同。它不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区域中心，而宁可说是一个被政治条约打开的通商口岸。它是一个被西方打开的通向经济不发达的大陆的通道，而不是一个像纽约或伦敦那样的从它们自己的内地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城市。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是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冲击的结果。上海原来只是一个传统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小渔村。因为它已经变为通向内地的门户，它就完全地改变了，并且异常地繁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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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内地的繁荣，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一种互相发展，而是一种超级经济力量对不发达地区统治的方式。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期，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外国移民是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地位的，中国当局不是事出偶然的话不能干涉那里的事务，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也是和中国的经济相偏离的。一方面，它们作为外国商品进入的门户；在另一方面，它们像是无底洞，逐渐流出中国的财富。当我称这种通商口岸是“经济的无底洞”时，我的意思是它们基本上类似于驻军城镇，是消费者的社区，而不是生产者的社区。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会受到挑战，某些人会指出，商业是互利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必须由其他商品的输出而平衡，否则的话，贸易会停止。这可能适用于纽约，但是不适用于上海。诚然，上海输出的不仅是中国的原材料，而且当其他货物的输出不能保持贸易平衡时，也可输出金银。但是这些商品不是上海或附近工业区生产的，而是从农村得到的原材料。如果上海起的作用是将外国消费者和他们自己的产品相联系，它的地位可能类似于纽约或伦敦。但是事实上输出商品的生产者没有得到相等价值的进口商品。上海人收集了原材料，把它们卖到外国，并且自身消费了进口的外国商品。这种关系是非常类似于我前面叙述过的传统体系内的驻军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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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商口岸和传统的驻军城镇有一种区别。后者消费的商品是当地或者至少是附近所生产的；而通商口岸消费的商品大多数是从外国进口的。通商口岸本身是受外国影响极大的一个中心，它非常有效地用外国商品取代了那些在家里生产的商品。因此，一种有钱的和有影响的新阶级——买办在中国产生了。部分外国商品进入内地城镇，但是主要市场是在通商口岸或国际租界。因为这些地方有相对的政治自由，收容了所有那些不能待在内地的人，它们事实上变成了各种各样难民的“大旅馆”。其实，那些人大多数是带了钱到租界里来花的。这些钱不是来自于通商口岸本身而是周围的农村。各种吸管把从中国农村吸出来的财富输入了这些口岸。很明显，拥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巨大人口的上海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都市，它不可能有一个自足的经济，而是依赖于农村的收入。这样，它只是一个驻军的城镇，一个依赖消费者和寄生虫的社区，而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类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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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都市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像纽约或伦敦这样的都市中心的。通商口岸是工业经济侵入了简单再生产经济占优势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结果。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不应归入现代都市中心的社区。为了理解这种社区的性质，我们需要比现在做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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