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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洪流冲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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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被腐蚀时，土地是赤裸裸的。没有草和树的覆盖，土地就不能保持水分，就会有洪流，给人民带来祸害。同样，社会腐蚀导致了人口流失。在社会腐蚀的过程中，首先是上层被带走，那些经济上较富裕，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也不愿再待下去了。但是当有钱的和有能力的人这样被冲走后，还有城市工业的压力，压得农村里的人进一步地穷下去，留在农村的富人也变穷了，而且，真正的穷人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抛弃土地。洪流冲走了上层和下层，留下的是农民的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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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些脱离了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形成一种新型的寄生阶级。因为农民是很纯朴的，又没有很好的组织，所以很容易被这些人欺诈。我在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一个二流子企图敲诈我的房东。他说，我房东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军事学校，是一个逃兵。实际上，这个孩子没有做错什么，二流子只是想敲诈。我对他说：“你自己是从农村来的。如果有一个人像你一样到你的村子里去骗人，你能高兴吗？”他回答不出。我觉得这种无事可做的人相当可怜。但这样的人激起了农民的仇恨。名目繁多的招募也是一个难题。政府把农村里所有强壮的人都拉去当兵了。但是当这些人退役后，没有人会理睬他们。农村人说，这些当过兵的人将不会回来种地，一当过兵，他们就会无法无天，不再驯服，而且掠夺成性或做出其他兽行。因此，招募加重了社会腐蚀的过程。河岸崩溃，河水泛滥的结果便是农民造反。中国面临着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瓦解，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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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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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有思想而没有偏见的中国人来说，特别在1946—1949年的战后年代，他们追求了多年的新的领导和改革，不是来自因采取镇压手段而丧失信用的右派，而是来自“左派”。而且，很明显，费孝通正在寻求的共产主义的“解放”、领导和学说，是以中国为本源的，而不是来自俄国或西方的。费孝通于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一个演说，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中国的爱国者欢迎所有外来的合作而不是统治。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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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在现在的技术发展阶段上，已经达到一种新的整合，即一种统一的社会体系，那么，东方的问题似乎会简单得多。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学习从海外移植这种新事物。但是如果要求这种新整合能提供更多的物质进步以及社会的需求和幸福；反抗只是因为不熟悉，是可以用较好的制度来解决的……要做到这些是有困难的。……很明显，孔子主义的缺陷是否定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使我们不能和西方文明竞争。然而，片面地强调西方的物质丰富，不适当地考虑社会关系的相应发展，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变化过程不应仅是对西方文化的移植，而应当是重组社会结构，使之与传承的和谐与统一的精神相一致。问题是这两种发展如何能并驾齐驱，这是解决中国目前混乱状态的关键。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骚乱之中。这些骚乱的第一个症状是无确定目标的变革。除非中国将要灭亡，否则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继承的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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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附录 农民和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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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发达的社区里，富人和穷人的对立通常会产生某种社会分化。本杰明·迪斯拉立（Benjamin Disraeli）用“两个民族”作为他的《女巫》一书的别称，这个故事描述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这个别称用来描述我们传统的中国，同样很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可能都是农民。他们很穷，但是他们是经济生产者。在这样一个工业和商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国家里，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那些待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是有闲阶级——绅士——依靠从农民那里收租为生的少数人。财富和贫穷不仅造成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经济差别，而且制造了两个阶级间的社会鸿沟。人们被隔开，过着不同的生活。上层阶级生活在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他们思想复杂，表达明确，通常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群体。同时，大多数人进行着艰苦的生产劳动，评论家对此只有很少的印象，而且在历史文献中也只有很少的痕迹。当历史学家吹捧或者非难希腊人或罗马人时，他们头脑里只有武士和哲学家。在西方博物馆和艺术馆以及畅销书作家笔下描述的中国，不同样是这样被赞美和批判吗？代表中国的只是少数人，有闲绅士。然而，对中国全面的观点应该包括穷人和富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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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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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关键是农民。这是和使用简单工具耕种土地的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正式组织，是个人行为和社会态度的结合。农民是定居的，他们很少移动。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长使得劳动收益减少。但农民强化了对土地的耕种。精耕细作的人力劳动妨碍了先进工具的利用，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标准下降了。牲畜的劳动变得不经济了。高度发展的人力的应用结果是：土地和作物只能提供简单的生存条件。当工作主要是由手和脚来做时，劳动分工的好处减少了。这种粗放的结构不能得到相当的利润，相反，却得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小型的基本群体是常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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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特点就是小型合作群体。农民不像牧人，他们生活在固定的社区。他们是没有侵略性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方面，超出他们耕作能力的土地扩张没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生活在农村环境中，他们不会面临革新或侵略的紧迫威胁。安全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似乎不需要任何的大型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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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家庭在农民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农民社区的家庭是必需的和最低的社会合作的自足单位。维持这样的合作，可以说是人类种族的另一个主要的任务：延续再生产。生活中有关功能的相互配合得到了一种强力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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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的基本社会结构似乎是和中国社会结构的人口概念完全相反的。通常以为，中国的家庭单位是庞大的。但是只有在绅士家才有大房子，有众多的亲戚住在一起。在中国农民中间，基本社会单位的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由父母和孩子组成。有关中国农村的各种研究显示，这一点并无例外。平均的变量是4—6人。然而，用人类学家规定的结构观点来看，中国农民的基本群体是大于一个家庭的。有时，它包括结构中的成年的结了婚的孩子们。我称之为“扩大的家”。如果这种延伸的原则加以发挥的话，结果会有像绅士一样的家族的大家庭。一般说来，横向的发展——兄弟结婚后继续住在一起，这是罕见的和不稳定的。通常的习惯是老年父母和已婚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老年人没有任何的保障，父母似乎很自然地应该得到他们儿子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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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游牧或工业的流动的社区里，个人有其一席之地。他的迁移是个人的事，并以个人的名义获得社会地位。但是对于一个定居的农民来说，似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和群体捆在一起的。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群体，维持着其种类的生存和延续。其中心是关系、亲属、地方、职业和分支。社会关系扩展的一元论原则上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多元论。在这样的结构中的个人，只有作为一定家庭的成员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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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强调家庭主义，压制个人。个人存在的意义或价值是由一个环节所规定，而这个环节是世系，代表了社会连续性的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延续家系。不孝的儿子有三条传统的罪名，第一条就是没有后代。群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事，在现代社会里也不是严格的私人的事。家庭成员对于社会功过的集体责任性，近年才由法律所废除，但事实上还在实行。父亲对其孩子的犯罪是有责任的。一些妻子和儿子只是因为其夫或其父是革命者，经常被杀死。即使现在，县牢狱里也拥满了没有犯罪的人，事实上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家庭中的成员在部队里做了逃兵。我不去探究这种监禁是否合法，但这是事实，而且并没有人提出合法的抗议。现在我的目的只是借此作为家庭群体集体性的证据以及不承认个人社会责任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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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组织内，也实行着与家庭一样的原则。在社区组织内，家庭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基本构成是家庭。地方大会是由家长参加和代表的；地方税收是从家庭里征收来的。因此，家庭是一个公民单位。很少有人质问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有效性，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本质上承认个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因此，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个人直接地进入公民社会，而家庭在政治结构中没有地位。很有意思的是，当西方公民社会的理念被引入时，中国还是坚持传统形式，家庭还是取代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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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较大的组织，但是它们整体上不是强有力的。农民承认亲族。他们在仪式场合上见面，需要时可以互相帮助。然而，农民间没有一种永久性质的广泛的亲族组织，甚至亲族间的互助义务也不明确。在地方组织中，邻里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看到，在靠近太湖的一个村子里，每户只将其两边的五户人家作为邻里。然而，在云南，邻里形成一个永久的群体，有共用的庙宇。邻里的作用仅限于仪式上的互相帮助和娱乐。当我们了解村庄组织时，我们发现不仅是农民，而且绅士也组织了起来。事实上，这是绅士加给农民的规则。对于农民来说，社会关系限于松散的邻里关系。在传统结构中，农民是生活在小细胞——家庭中的，而在细胞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从事于小型的合作群体的生产劳动。他们维持了自己的生存，同时，支撑了那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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