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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发现东西方的另一种正面的接触。这种接触是不同于在通商口岸所发现的情况。它主要是文化上的。满清帝国晚年的早期，某种新型绅士有机会走出国门，他们主要是靠政府使命或奖学金，而且，与买办不同的是，他们对西方文化日益发生兴趣。他们在学术中心受到教育，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他们把亚当·斯密、斯宾塞、孟德斯鸠、J.S.穆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翻译为古典式的中文（我相信，这些仍然是翻译得最好的西方古典著作的中译本）。他们试图挖掘西方文化的源泉，把西方最好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模仿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的不负责任和表面的商业精神要慢得多。慢归慢，毕竟还是在逐步进行。新绅士发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它是一个本土文学、科学研究、民主和现代道德的运动。回国的留学生和中国大学内的学生一起共同努力发起了这个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土地的绅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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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绅士和老绅士有着一样的传统精神，即缺乏积极的政治责任感。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不赞成政府的政治，但是自己却很少试图夺取政权，承担起政府的责任。自从满清王朝垮台以来，中央政权被军阀和通商口岸的群体所把持。一个士兵登上帝位已是陈年往事了。在传统结构中，当统治者开始腐败，并滥用其不加限制的权力时，会损害人们的和平生活。其中农民吃的苦最多。农民的大多数会变成土匪并开始造反。无能的政府将不能镇压起义。一个新的统治者将会出现。在民国的早期，军阀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并且，许多人是以非法途径起家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也是出于相同的背景，采取了相似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置身于大都市社区的保护之下，并且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财政力量获得权力。他们渴望得到权力。因为要仰外国商人的鼻息而生存，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如果自己有权的话，也能享受到外国商人所有的机会。和这些发达的买办一样，黑社会也成了通商口岸的群体。他们凭借帮派的义气很好地组织起来，而且纪律严明。他们行为大胆、不择手段。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给予这些渴望权力的人以机会来夺权。大多数连续发生的革命是由从事新职业的绅士准备的，并且是由农民和工人进行的。但是由于绅士缺乏政治责任感和农民的落后，权力不断地落入军阀和通商口岸群体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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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土地租息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具有新型政治意识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这两者都减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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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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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老绅士和买办的第二代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敢于承担责任的阶级，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工作。政治意识和文化远见的结合，使这个群体有机会运用现代知识来稳定日益恶化的民族经济，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萧条。但是，很不幸，这种可能性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在不断地消失，战争致使这两种群体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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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有实际理由采取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将巨额的战争负担转移到挣正规薪水的职员和拿工资的工人们身上。一个诚实的公务员的收入是他战前日子里的千分之一。这是对新的正在产生的阶级的致命一击。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化。其中一些人的出路是当投机商，屈服于旧通商口岸的无责任性和轻率精神。另一条出路是回到他们父辈的传统，去做官，贪污。只有少数人还是站在自己的基础上，在饥饿的巨大威胁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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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鼓励着投机倒把。随着政府控制的无效，市场日益变得无法无天。财富这样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代表既得利益的残酷无情的阶层抓住了自肥的机会，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而政府早已腐败无能。这种投机倒把阶层是由内地的大地主和已经搬到通商口岸的金融家结合而成的。它不能与18世纪、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阶级相比较。后者是靠引进生产新技术而发财的。他们用新获得的权力进一步促进生产，并且改革了生产关系，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像老绅士一样，战时的投机阶层通过非生产手段发财，他们纯粹是用权力垄断了机会，其性质是封建的。这种来源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直接贪污的信用组织，跳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封杀了社会福利的计划。他们从生产的源泉里抽出资本，为个人享受而中饱私囊。他们给经历了战争苦难的民族又增加了贫困。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这种阶级的兴起对中国的继续生存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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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情况怎么样呢？或多或少能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可以避开货币价值的变化。1941年前后，当时云南农村的唯一不幸的来源是恶劣的行政当局的征兵。从家庭里征走一个壮劳力，这个家庭也就毁了。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有落在所有的家庭身上。那些不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享有暂时减轻人口压力的好处。农业劳动的收入增加了，同时，大米的价格也提高了。因为战争早期，食物的价格高于其他商品，农产品的实际价值得以提高。然而，自从征收粮食税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以前，农民以货币付税，通货膨胀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在194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命令农民用粮食来缴税。在以后的年代里制定的法律使政府有权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收买粮食。恶劣的行政当局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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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对地主征收土地以来，粮食税也影响了绅士。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绅士采用通过个人影响的传统手段使法律中立化。恢复战时的法庭政治，结果是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营私舞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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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战争遏制了中国社会结构按照现代样式的重新组合。有些方面，它回到老的路线上去；其他方面，它落入了危险的陷阱里。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必然要作出现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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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篇论文时，我应该补充一下，像现在这样一篇必定过分简化了现实的速写，企图全面地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过早了，因为它需要通过调查来进行。但是制订研究提纲，会有利于为调查研究提供一个假说的大纲。这是本论文的目的。然而，它可以为那些有兴趣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一般性观点的人作参考。但这篇论文并不是结论。它仅仅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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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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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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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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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1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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