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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土地租息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具有新型政治意识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这两者都减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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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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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老绅士和买办的第二代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敢于承担责任的阶级，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工作。政治意识和文化远见的结合，使这个群体有机会运用现代知识来稳定日益恶化的民族经济，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萧条。但是，很不幸，这种可能性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在不断地消失，战争致使这两种群体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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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有实际理由采取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将巨额的战争负担转移到挣正规薪水的职员和拿工资的工人们身上。一个诚实的公务员的收入是他战前日子里的千分之一。这是对新的正在产生的阶级的致命一击。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化。其中一些人的出路是当投机商，屈服于旧通商口岸的无责任性和轻率精神。另一条出路是回到他们父辈的传统，去做官，贪污。只有少数人还是站在自己的基础上，在饥饿的巨大威胁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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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鼓励着投机倒把。随着政府控制的无效，市场日益变得无法无天。财富这样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代表既得利益的残酷无情的阶层抓住了自肥的机会，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而政府早已腐败无能。这种投机倒把阶层是由内地的大地主和已经搬到通商口岸的金融家结合而成的。它不能与18世纪、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阶级相比较。后者是靠引进生产新技术而发财的。他们用新获得的权力进一步促进生产，并且改革了生产关系，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像老绅士一样，战时的投机阶层通过非生产手段发财，他们纯粹是用权力垄断了机会，其性质是封建的。这种来源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直接贪污的信用组织，跳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封杀了社会福利的计划。他们从生产的源泉里抽出资本，为个人享受而中饱私囊。他们给经历了战争苦难的民族又增加了贫困。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这种阶级的兴起对中国的继续生存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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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情况怎么样呢？或多或少能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可以避开货币价值的变化。1941年前后，当时云南农村的唯一不幸的来源是恶劣的行政当局的征兵。从家庭里征走一个壮劳力，这个家庭也就毁了。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有落在所有的家庭身上。那些不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享有暂时减轻人口压力的好处。农业劳动的收入增加了，同时，大米的价格也提高了。因为战争早期，食物的价格高于其他商品，农产品的实际价值得以提高。然而，自从征收粮食税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以前，农民以货币付税，通货膨胀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在194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命令农民用粮食来缴税。在以后的年代里制定的法律使政府有权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收买粮食。恶劣的行政当局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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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对地主征收土地以来，粮食税也影响了绅士。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绅士采用通过个人影响的传统手段使法律中立化。恢复战时的法庭政治，结果是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营私舞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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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战争遏制了中国社会结构按照现代样式的重新组合。有些方面，它回到老的路线上去；其他方面，它落入了危险的陷阱里。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必然要作出现实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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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篇论文时，我应该补充一下，像现在这样一篇必定过分简化了现实的速写，企图全面地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过早了，因为它需要通过调查来进行。但是制订研究提纲，会有利于为调查研究提供一个假说的大纲。这是本论文的目的。然而，它可以为那些有兴趣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一般性观点的人作参考。但这篇论文并不是结论。它仅仅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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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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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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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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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1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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