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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届毕业班的毕业照：第一排左二为蔡元培，左三为陈独秀，左四为梁漱溟，第二排左一为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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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点魏晋遗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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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清谈”、“捷悟”、“任诞”乃人的意识的自觉，到了现代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特点。嵇康之后，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面，精神哲学是一致，嵇康以后的士大夫，咏叹魏晋风骨的偶可见到，人们从前人的狂狷里，看到了人生的通脱之可贵。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渐多，魏晋名士的话题也成了一时的风景。若有人认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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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得惊世骇俗，有人说他是魏晋名士的知己，不是过誉之论，他校勘《嵇康集》，跨越23年，抄校10余次，用力甚勤。刘半农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灵，以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鲁迅的幽默、悲愤与峻急，是有一点古风的，说其有魏晋风骨也是对的，先生的谈阮籍诸人，多是受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的刺激，也许不会把目光那么深地盯到司马氏的统治网中。他也恰恰从此悟到了读书人的无奈。在看似潇洒、奇异的狂士身上，是有着大的哀凉和悖论的。鲁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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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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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说得实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鲁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他们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悖论。虽说不上同于阮籍、嵇康，但内在的冲突，不能自我圆通，大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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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吴稚晖这样的人，狂放与怪异是不亚于古人的。有学者写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晋名士的再生。吴稚晖一生明暗参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时确让人联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片断，有的甚至是刘义庆文本的翻版。1920年代，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提倡读经救国，吴稚晖本与他是老友，见其迂行便撰文讥之。那一篇文章题为《友丧》，笔法颇有韵致，以讣闻的形式，对章士钊在前后《甲寅》期间的变异大加反讽，像悼词一般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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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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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甲寅”指章士钊民国初时办的《甲寅》杂志，颇有生气，多反清排满的豪气；“后甲寅”指1920年代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调子已不复旧时之音，大有遗老之态了。吴稚晖为友人写丧文，章士钊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觉得受到了奚落。吴稚晖对友人喜以嬉戏笔法，对论敌则不免有一点恶毒，诙谐之外含有贬损。陈独秀去世，吴氏就敌意地写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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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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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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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本来自称不做官，不做议员的，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高参，真真是复杂的人物。与他同代还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阁，喜聚书斋，言行举止亦有放荡之处。看人看事有双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陈独秀关系很好的钱玄同，就向好高论，谈吐如入无人之地，连陈独秀都觉其出语颇左，过于激愤了。可大家却很接受他，并以其怪诞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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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这种做法在尺牍中尤甚，搁置日久重复取阅，有时亦不免有费解处，因新典故与新名词暂时不用，也就不容易记起来了。（《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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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怪异在常人有时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里却是难得的人物。搞一点游戏文字，和周围的人开开玩笑，总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环境里，唯亵慢的人生态度有一点人性的光泽，不至于被同化于正襟危坐的形态里。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赏识东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钱玄同，都有疯人气，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说新语》的现代版，其间起承转合，是大含人间精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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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以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现通译为琉善）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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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人物。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相反，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人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逐渐消失，很有“广陵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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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夜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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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猫头鹰颇为惊奇，怪怪的目光射过来，像要穿透人心似的。于是也想起鲁迅画的那幅猫头鹰画，真是传神得很。中国人是不太喜欢猫头鹰的，原因是它有恶的声音。汉魏时期的曹植在他的《赠白马王彪》一诗中，写到了“鸱枭”，就是俗话说的猫头鹰，认为是恶鸟，形象自然可怕得很。唐宋时的文人每每写到此鸟，大多有不祥的暗示，读之有些晦气。但鲁迅却喜欢这个怪鸟，记得有一次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自嘲地说：我的文章是枭鸣，别人不爱听。在许多文章里，鲁夫子都流露了类似的观点，那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明知道别人不喜欢，却又愿意那么说，也足见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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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在一篇回忆录里讲到了“五四”时的同人们。内中谈到钱玄同。钱玄同有一次和友人笑着说：鲁迅像只猫头鹰。不知道此话传到周氏兄弟那里没有，倘若知道有人这样描述自己，鲁迅会心以为然的。在他的朋友的回忆里，鲁迅的形象是灰蒙蒙的，蓬乱的头发，矮矮的个子，说一口绍兴话。他的长衫也普通得很，仪表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有人描述他时，说他面带黄色，有点憔悴，但吸起烟时颇有精神。他外出的时候，甚至有人疑心他是鸦片鬼。“文革”中的传记都不太提及于此，大约怕有损其高大的形象。可是鲁迅的灰色的、神经质的一面，的的确确存在着。你若细读他的作品，是会得到这一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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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鲁迅的文章只有黑白两色，很像木刻，明暗交错着。他习惯于在墨黑的世界里发出奇异的光，晦明不已之间，射出冲荡的气息。有学者写到鲁迅时，注意到其身上的黑暗面。那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底色，连先生自己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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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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