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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即托尔斯泰）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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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说鲁迅常常从灰暗的角度，向人间射出冷箭。除去他们的恶意不管，在行为特点上，他们也说出了鲁迅苛刻、阴冷的一面。但大凡了解他的人，看法自然有别，有的相差甚远。鲁夫子的热忱、温暖的形影，与其文字的清峻是大不一样的。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中的片段，就有写他慈父的一面，读者是相信它的。不过这里的问题是，鲁迅的形象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或许他的文字真的给人一种幻觉，歧义之处甚多吧。增田涉写到了李贺与尼采在鲁迅身上的影子，那多少可以解开其中的谜团。我倒相信这样的看法：鲁迅以外冷内热的形姿直面着人间。只注意其中一点，是不解其意的。进入他的世界，的确需要一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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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与尼采都受到诟病。那原因在于他们说话的晦涩与反价值态度。而且其诗文里都有一些黑暗感，也夹带着血色。鲁迅喜欢过尼采的著作，他年轻时用古文写文章，就译过尼采的话，文字是洞穴里的风，冷冷的，两颗绝望的心就那么叠印在一起。鲁迅在最痛楚时写下的文字，确有一种鬼气的，那些神经质的震颤，连接着一个幽玄的梦，苦难的大泽将人间的美色统统淹没了。《野草》里的片段，分明就有李贺、尼采等人的影子，也糅进了更为复杂的精神碎片。他习惯于写夜的时空：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破败的丛葬，闪闪的鬼眼的天空……所有的画面都不是朗照的，《秋夜》的景致写得森然可怖，那里多次出现恶鸟的声音，它的黠然之态似乎闪着作者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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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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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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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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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典雅、高贵世界里的文人们，是不屑去读这类文字的，他们甚至厌恶听到恶鸟般的声音，这声音有什么悠然的境界吗？但鲁迅的特别在于，他撕碎了常人式的认知之网，将触角延伸到理性无法解析的精神黑洞里。确切、已然、逻辑、秩序，统统被颠覆了。他看到了一个未被描述的另一类的世界，思想必须重新组合，格律已失去意义，唯有在那片混沌的世界里，才隐含着别样的可能。鲁迅诅咒了世界，也诅咒了自己，而他被人诅咒和亵渎，那也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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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学者木山英雄，在40余年前就发现了鲁迅在《野草》里隐藏的一种哲学，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人注意到其中迷离隐曲的问题。这位聪明的日本人发现，鲁迅“从与现实对应的有机真实的感觉逃脱出来，追求自由表现领域而进入假定的抽象世界时，君临头上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之压迫感也似乎变得淡薄”。木山英雄是个很随和的人，有着中国老人的冲淡之气。我没有想到他对《野草》有这么深的体味，连中国人读了也惊讶不已。汉语圈中的华人有时无法解析鲁迅的世界，因为那文本是跨母语的。敏感的域外汉学家却发现了唯有双语作家才有的问题。鲁迅真是悲哀，他的知音有时竟在外国，熟悉他或疏离他的中国读者，大约只能将其看成不祥的恶鸟。至于其内在的世界，后人大多已不再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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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诗文里普遍的意象是花香鸟语，祥鸟之鸣遍地。所谓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如此而已。士大夫之流以此为美，争做雅士，于是乎清词丽句，洋洋乎有庙堂之气。鲁迅的文本几乎与此无关，他那里是丧气的所在，那个被人千百遍礼赞的精神之国，在鲁迅笔下被勾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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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熟悉鲁迅的人，看到了他的文字后，很感慨地叹道，那世界太惊恐了。于是他在文章里发出了惊叹，说是鲁迅的世界残酷得让人窒息。曹聚仁晚年写《鲁迅传》时，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觉得鲁迅多有灰色的影子。我以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很多，外国的个人无治主义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那时候鲁迅对翻译的热情，绝不亚于创作。外国作品神经质的跳跃，大概也传染了他，有人甚至在他的语句里读出了尼采的痕迹，那大约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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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幸福》、《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等，都不是明朗的。尤其他所译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耶夫、迦尔洵的小说，完全是裹在死灭的气息中。像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其虚无与恐怖的色调是那么浓厚，仿佛要令人窒息了。鲁迅在内心深处，欣赏这位带有无治主义色彩的作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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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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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时，就感到了鲁迅与他的亲缘。他们都有一点内倾，习惯于写出内心的闷损和忧郁。他们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你在那些文字里可以谛听到生命之流的汩汩涌动，甚至于作者的心音。当思维穿过感觉阈限的时候，人间的本质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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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章里，鲁迅坦然地讲到了自己的恶意。他在《坟》的后记里，甚至强调了活着就是不让一些人感到舒服。陈源、徐志摩等人以为鲁迅有刀笔吏之风，也许是对的。鲁迅喜欢的就是让正人君子露出马脚，不要再招摇于市。于是他竭力用苛刻的语言，亵渎那些高人与贵人：装什么崇高与神圣呢？1924年至1926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显示了一种高超又残忍的个性，绿林气与欧洲辩士的高傲气，都集于一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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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像一些人那么欣赏自我。在稍有快意，或者说略得胜利的时候，依然不满于自我，他憎恶身上的鬼气，却又除不掉。看他书信里的话，知道他是那样地怀疑自我，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当用刀去刺着暗夜的时候，有时也在剜着自己的肉。我有时想，他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黑暗一同湮灭吧？要不然，他不会沉浸在如此森然的世界。青春与生命的消失，也有大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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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自己体内的血液在渐渐熬干，便对生命有了彻骨的痛感——人的血肉之躯，是很容易在无聊中逝去的。自己的生活本未曾有过什么亮色，于是便希望现在的青年，不再走自己的路。我注意到，当一些知识人士热衷于政党建设的时候，他却回避了政治，真正走进了青年的行列。他和《新青年》同人，都没有什么深切的交往，连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后来也与其分手了。那时让他兴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与青年人交往。这两件事略微驱走了他内心的寂寞，有时正是这些存在，鼓起了一种精神。他的周围后来集聚了大量的文学青年，孙福熙、孙伏园、宫竹心、章廷谦、李秉中、荆有麟、高长虹、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的身影，在他的房间经常出没。鲁迅手拿着烟卷，与众人交谈的笑声里，倒可以看出他纯真的一面。而在文章中，他是很少表现自己的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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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那些旧有的资料，我有时想，他是不是借此寻到一种碰撞，或者从青年人那里，借得向上的热力？他不喜欢那些以自己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对有叛逆气的人十分欣赏。比如高长虹，文章虽然幼稚，但那奔放的调子、尼采式的独吟就很有意思。在二人未闹翻之前，鲁迅十分热情地帮他出书，夜间校稿时还吐了血。有另类的青年在，文坛便不会消沉。他是希望在那个群落里，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新人的。1924年9月24日，在致自己的学生李秉中的信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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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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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决然的态度，让人感到了他的可亲，他的动人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个层面。或许，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自恋的人。他憎恶这个世界，同时也消解着自己，因为觉得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青年们能不能不再存有这一黑暗呢？世上的路千万条，或许总有别样的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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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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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1年，鲁迅的创作量并不很大，除了《狂人日记》、《故乡》、《随感录》、《阿Q正传》之外，他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翻译上。这个时期，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与别人的交往有限。到了1921年后，他的身边出现了许多青年，于是一个个文学小团体就出现了。未名社、狂飙社、莽原社等都与他有关。但那些青年和他一样，有些喜欢灰色的艺术，调子压抑得很。鲁迅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终于决定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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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的青年都有些神经质，抑或非正宗气。比如李霁野长得要命的头发，高长虹自命不凡的怪味，韦素园病态的神情等等。这些要么是颓废式的，要么是狂人式的青年，让鲁迅觉出了可爱。他自己的内心，分明就有几分黑暗，这倒让他有了结识诸人的渴念，所以一旦相逢，就有些共鸣之处。我以为，理解鲁迅的内心，有时是不能不考察他与青年的关系的，那里有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精神渴念。他一生最动人的文字，差不多都是那些悼念左翼青年的篇什。那些流浪的、愤怒的青年，好像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对这些幼小者的爱之强烈，是一看即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