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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两个有争议的人物，说清其历史并不容易。二人各自形成了一个传统，合与分中，分的因素多。他们个人的能量都很强，并不易在一起相处。《新青年》移师北京后，鲁迅对陈独秀既有赞佩的地方，也有故意疏远的时候。陈独秀关注的一些东西，鲁迅并不都有热情。《新青年》涉猎的面很广，主编的视野是要开阔的，分散的精力亦多。鲁迅则用心于文艺，或翻译，或创作。写时评时，也带着很强的文学家色调。周作人说他和哥哥只是边缘式的编委，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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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陈独秀来北京时，鲁迅已在古城里生活五年了。他们真正的结识，当是在这一时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没有一点资料能证明二人见过面，周作人、钱玄同、胡适的日记都没有记载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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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新青年》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钱玄同、周作人两个人进行的。对于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闻人，鲁迅为何没有主动贴近，是颇值得玩味的。北京时期的鲁迅，与之相交的除了教育部里的同事外，主要是同乡、学生，以及文学青年。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偶尔来京的前辈，他也只是从众一见，不像钱玄同那么热情。在自己的世界生活惯了的人，不适合走进剧烈变化和节奏快的日子。鲁迅能写出浑厚静谧的文字，和他孤冷的存在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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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北大东方文学系任教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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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作人任教于北大，与陈独秀的会面几乎都由他代替了。《新青年》的事情也通过周作人知道一二。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到诸多记载，这已成了我们了解鲁迅、陈独秀的重要线索。周作人是1917年4月1日来北京的，鲁迅通过蔡元培介绍他去北大谋职。4月10日，周作人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和沈尹默。9月初，周作人购买了《新青年》一册，那个月的24日，他第二次见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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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寿宅，至大学为傅宋二生作保，访蔡先生不值，见陈独秀而返。得十九日家寄帖签一包，下午草讲义，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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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10月6日，陈独秀写信予周作人，两人开始了交往。那一日的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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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寄实业之日本社函，抄讲义六纸，得陈独秀函。下午往大学访之。至图书馆借罗马文学史一本，又取新青年三之六来即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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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陈独秀的信是鼓励周氏兄弟为《新青年》写稿的。中间钱玄同起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因为事先与周作人见过面，陈独秀没有直接找鲁迅，而是让周作人代转自己的意思，让鲁迅兄弟多写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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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周作人多次记下了与陈独秀的交往及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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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梁二君函起草。（19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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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访陈独秀君。（191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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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以佛语书交君默，访陈仲甫君。（1918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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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胡陶李高钱二沈周陈（百）傅十二人云。（191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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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还儿傅，得陈独秀函。（1918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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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访独秀，交予人的文学一篇。（191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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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阅书，铭伯先生来，得独秀函。（19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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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还独秀美术一本。（19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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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编译处函，以稿致仲甫。（19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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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下午访仲甫。（191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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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默借来国民杂志一本，以文交予仲甫登每周评论中。（191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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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寄仲甫玄同半农函，下午许季上君来。（19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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