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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至1923年，周作人和鲁迅一直住在一起。每一次见陈独秀，鲁迅都不在现场，几乎都是周作人一人行为。陈氏在北京那段时间重要的事件，周作人都有些记载，鲁迅对此也是知道一二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关于陈独秀几乎没有什么文字，二人的陌生是显然的。不过陈独秀离京后，在上海一直与周氏兄弟有联系，催促二人为《新青年》写稿。1919年下半年，周作人与陈氏的频繁通信，大约均与稿件有关。那么说来，彼此是相敬的关系，说不上很深，也非浅疏。陈独秀入狱，周氏还亲自探视，总不能说没有交情的。鲁迅当时为何不去探视陈独秀，对其行踪不甚热心，大概是一个谜。或许是与之不熟，彼此隔膜；或许是公务在身，抽不出时间来。总之，北京时期的生活，他与陈独秀各自在不同的情境里，那是两个独立的世界，交叉的时候寥寥。就陈独秀而言，他的风格是有一点师承的，至少《新青年》的特点和章士钊的《甲寅》有点相似，与当年日本《民报》亦有貌合之处，发出的都是犯规的言论。但鲁迅的生活与劳作，都和一般人不同，白天做科员，夜里抄古碑、搞翻译，既不想搞什么运动，亦无举旗别立一宗的冲动。他和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只是个凑凑热闹的人物，处于明朗与晦暗、消极与积极之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三拍，迟疑的地方很多。若不是陈独秀、胡适的热情与主动，二人当还过着平淡的文人生活。从辛亥风波到五四狂潮，鲁迅只是拍拍巴掌，至多不过一个敲边鼓，聊以呐喊的人物。陈独秀从独自的“个人”而发展为“群”，鲁迅则始终保持着“个人”身份，居守于自己的园地。他和主将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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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19年，鲁迅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他的生活总体上是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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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不太易被别人影响和暗示的人，一生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深切地左右过他。连在日本上学时，章太炎对他的作用也仅止于一点，他常常也有与老师观念不同的地方。《新青年》同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往来的时候，很少看到鲁迅的身影。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面的风和雨，也只是擦一下肩头，对他没有过大的冲击。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向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时候，他没有加入到队伍中。那是个周日，他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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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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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一则日记，没有什么变化，日子与以往是相似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其政治热情正在高涨之时，在“五四”余热尚未散去之时，他的激情澎湃的言行很快被政界封住了。而鲁迅此时依然没有什么奇怪的行为。是日，鲁迅的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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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下午小雨。晚刘半农、钱玄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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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日的日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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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晴。晨许诗荀来。晚往铭伯先生寓。夜子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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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 晴，夜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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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晴。下午得李遐卿信。晚孙福源来。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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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李遐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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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晴。上午寄张梓生《新潮》二册。午后往留黎厂买金文拓片五枚，《孙成买地铅券》拓片一枚，共券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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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晴。晚孙伏园、宋紫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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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晴，下午昙。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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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晴，下午昙。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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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简约得看不出一点环境的巨变，也无法据此了解鲁迅的内心。周作人对陈独秀的关心溢于言表，鲁迅却只字未提。对《新青年》主编的命运，周氏兄弟不是不关注。周作人与其是同事，多有交流，情感上不能不有所挂念。鲁迅毕竟显得陌生，不必过问什么。鲁迅对陈独秀入狱的沉默，后人自然有理由做出不同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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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各界出现了营救的呼声。6月23日，胡适忽然召人宴于东兴楼，当时有十人在座。鲁迅那一天去了，他在日记中谈到了这一聚会。十人之中都有谁，现已难以查到了。周作人的日记说，那次聚会是讨论《每周评论》的事，席间讲起陈独秀是必然的了，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他的入狱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运作。众人不一定都愿意选择陈氏的方式，但对其思想的特质大概是认可的。北大的友人们那时已意识到，知识群落正在受到政府的挤压，思想的自由散到民间，是要经受权力者的挑战的。胡适也好，鲁迅也罢，在心里应该是佩服陈独秀的。因为在《新青年》同人中，敢于身体力行地实现梦想者，唯有这位血性的主编。提倡新思想而又言行一致，在那群人中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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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左右的中国变幻莫测，由《新青年》刮出的新风，在外省的许多角落也可以感受到。社会的骚动也引来民间心理的变化。有人担忧，有人庆幸，心态各自不同。鲁迅对这一变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并不以为陈独秀的造反会毁坏中国，他所担心的只是，破坏社会的是旧式的兵匪之乱，而非西洋思想的演进。《新青年》的思想过激是好事，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些，该警惕的倒是帝王文化下的流氓气，那才真正是毁坏中国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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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一周年的那一天，鲁迅写信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宋崇义，有一席话颇有分量，是可以看出鲁迅精神的侧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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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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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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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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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老辣、深切，有着深谙俗谛的机智和慈悲者的良知。鲁迅在信中既讽刺了弄新学者的潦草、自恋，又对旧势力之强大表示了担忧。我觉得“五四”前后的鲁迅，之所以没有陈独秀、胡适式的狂欢，乃是因为他对新旧两派都未抱太大的信心。两势相权，取其利者，他只能站在《新青年》的一边，尽管诸位他并不是都看得上。鲁迅就这样带着矛盾的心，加入了北京知识群落的行列。他的不能走出陈独秀的那一步，是绝望、苦涩的心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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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确表达自我的，唯有写作与翻译。这似乎更适合他。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和陈独秀都走入了极端，一个只问写作，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着，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生命。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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