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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韦素园就葬在那里，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以及照片中韦素园消瘦的形影。应当说，未名社能支撑下来，韦素园是立了大功的。译书、策划、出版、联络作者，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那喜欢超过了对未名社别的青年的喜欢。为什么呢？第一是韦素园忠厚、纯情，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第二是他俄文好，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第三呢，他有殉道的激情，不张扬自我，内焚着躯体，却又忍着苦痛。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他可能是最为执着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看他的文章与为人，大概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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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素园生于1902年，读过私塾，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他曾就读于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到过俄国，他在俄国时，正赶上了饥荒年，身体受到了损害，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也就是在那时，他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大概是1925年吧，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民报》任副刊编辑，他的未名社生涯，也是在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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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他性格有一点内倾，很少说话，然而为人却是热情的。他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李霁野说他厚道，不会算计别人，活得很真。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一些，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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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都是俄国作家的。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明快的，多少都有些压抑，仿佛黑夜里的冷风，凛冽地吹着，让人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有时那些文本也像一曲曲低回的哀歌，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他译的色尔格夫·专司基的《半神》、珂陀诺夫斯基的《森林故事》、梭罗古勃的《邂逅》、扎伊采夫的《极乐世界》、契里珂夫的《献花的女郎》，都肃杀得很，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那多是命运的无奈的打量，愁色淹没了一切。韦素园选择这些，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在倾诉内心的郁闷呢？小说译得都好，文字是讲究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那些小说以及诗，充满了坟地的阴冷。梭罗古勃有一首诗，韦素园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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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倦乏了追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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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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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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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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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交给墓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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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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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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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没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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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也传染了鲁迅。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坟》也编定于那一年10月，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暗示的接受。总之，我想鲁迅在写作中，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染。鲁迅对苏俄文学的信息，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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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他患的是肺病，在那时已是绝症。他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他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用了凄迷的文字，由此当可见彼此的苦痛。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见到其状不无悲凉。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勾起了鲁迅无数的感怀。后来，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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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委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凉：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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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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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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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是极其感人的，也点画出了韦素园的肖像。鲁迅感动于韦素园的认真、刻苦，以及沉静中的善良。看过韦素园的几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朴素、忧郁的，语调上在什么地方像是模仿着鲁迅。在明亮与灰暗之间，他是近于后者的，那内倾带来的神经质和静穆，也许打动了鲁迅。韦素园在某些地方与俄国小说里的知识青年相似，身上含有焦虑的气味。除了拼命地译书、编刊外，生活对他多是无聊的。他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常常带着疲困的身子和那些阴暗的作品对视，自己也置身于其间。在为《莽原》杂志写的编后记里，他就承认喜欢梭罗古勃的“幻美的悲哀”和蒲宁的“凄伤的回忆”。只有在俄罗斯文人的独吟里，他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而中国的旧文学，是从未有过类似的启迪的。未名社的青年在那时神往于异邦的艺术，其实也隐含着一丝渴念，那就是对灵魂的超度，这些对于漂泊于古城的青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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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学的敏感，表现在了一些批评文字中。有几篇介绍俄国文学的文章写得都传神有力，是用心灵体味出的，毫无八股的痕迹。比如《〈外套〉的序》就有史家笔法，对文本与社会间的关系亦多妙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托洛茨基，看法都是中正的。他承认对新俄的艺术懂的不多，欣赏的是旧俄的文学。新俄的小说唤不起他的共鸣，大概是心境不同所致，不过他说了心里的真话。他对新俄小说最初的反应，有中国青年本色的地方。后来的史学家，都不太提及此事。我由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台静农、李霁野等未名社同人在民国间一直远离左翼文坛：那几个人是更带有旧式文人的情调的。而这里，台静农是更为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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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静农加入到未名社时，他还是个学生。他几乎是与李霁野、韦素园等人一同结识鲁迅的。未名社要出版半月刊《莽原》，稿源不多，韦素园遂拉台静农撰文。按性情和兴趣而言，台静农不喜欢小说创作，对学术倒是很有些热爱的。《莽原》只发作品与译作，偶尔有一点批评文字，是少谈学术的。台静农拗不过韦素园的邀请，遂写下了多篇小说，不料也因此见到了才气，为许多人所称道。未名社中人只有他显示了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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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是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人同龄，在安徽时就是同学，彼此深为了解。他那时在北大国文系做旁听生，不久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听课，接触的都是学问家。鲁迅上课时，他也到场听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鲁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他在《莽原》上发表的作品，是受到了鲁迅的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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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