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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导致了内讧外，韦丛芜的为人方式也引起了诸人的不快。台静农晚年说韦丛芜在恋爱观上与人不同，有一些随便。这是道德上的事，见仁见智。可叹的是，韦丛芜后来去做了县长，迷于仕途，文人气就渐渐少了。鲁迅在1933年6月28日寄台静农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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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先生（即韦丛芜——引者注）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衷，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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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惋惜到厌恶，看出对青年人的绝望。寄寓梦想的一代，却以怪态入世，那与诗人的真梦就远了。我读过韦丛芜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然地承认了过失，也是有勇气的。暮岁悟道，其景愈凄。人的过错要挽回，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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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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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语丝》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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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刊里的故事，有着国民的心史。因为编者的趣味，儒士之风也进入了其中。据说中国最早的报《邸报》，后演变为“小报”和“小钞”。那时的报刊乃宫廷之属，谈不上什么精神见解。明末出现了《京报》，民间参与了经营，情形就有了变化，但仍无读书人独立的空间。只是到了晚清，传教士跑来，“新闻”传媒才有了市场，渐渐演化为知识群落的舞台。近代文人，凡有作为者，多少与报刊有关，有的甚至终身为报人，功德是无量的。康有为之于《知新报》，唐才常之于《湘学新报》，严复之于《国闻报》，梁启超之于《时务报》，都是人所共知的，近代文化的核心东西，与之都有不解的因缘。等到民国以降，报刊的力量已像奔腾的江水，浩荡无阻，驰骋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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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一进入传媒，忘不了的是道德使命，文章免不了说教与感言。我有时翻看《河南》、《浙江潮》，感慨于其间的载道之气，有些力作今人也要叹服的。到了民国之后，商人利益进来，沿海城市的小报林立，市民的俗气飘动，遂多了一些铜臭气。上海滩上一些无聊媒体后来受到左翼文人的抨击，想来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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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说理与低级的趣闻，恰恰是社会的写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显得无趣和缺乏智性。《甲寅》、《新青年》问世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儒生的酸腐气和无聊气总算减弱了。但中国的知识人，每每还沉浸于说教的冲动，心性被什么抑制着。即使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在心性的自由创作度上，都是缺少想象和高妙的智慧的。文人也者，一旦陷入道德说理与是非之争，而鲜有幽默与反讽，以及大的悲欣，那么无论言辞如何新，终究育不出精神的新苗。或许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落潮后，中国出现了《语丝》周刊。鲁迅、周作人那一些人，其实是在暗自走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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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藏书里，有着完整的《语丝》原刊，这些都存在我的办公室旁。我有时翻阅那些脆黄的纸张，见其间的文字，每每有着神往之情。我们现在哪里还能够看到类似的杂志呢？学识、情调，散淡和自由之风，将汉语书写的无限可能性，都昭示了出来。只是到了《语丝》诞生，中国文坛才有了鲁迅所云“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新锐之气。那是一种好玩、有趣的和知识多样的刊物，话题与文风都不同于以往的报刊。像沉闷的天地间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惊异的冲击。呆板的唯道德化的絮语，终于在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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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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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诞生于1924年年底。周作人在那年10月24日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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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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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丝》后来的发展看，周氏兄弟是其中的主力，所发文章很多。周刊的文章都不长，然而活泼洒脱，属于好玩的那一种。有的幽默笔触让人发笑。该刊的诞生，与那时文坛的分化有关。按鲁迅学生李小峰的解释，是周氏兄弟与孙伏园受到了当局和无聊文人的排挤，遂另起炉灶办起来的。川岛先生回忆这个刊物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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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早，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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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的分量，我以为是超常的。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卓异的存在。《新青年》那里的文章，只要有眼光和胆量，就可为之。而《语丝》不然，它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有高智慧的散发，情趣与境界，都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鲁迅的幽深苛刻，周作人的雅致从容，江绍原的执着和朗然，钱玄同的奇气，都不同于以往的文本。随随便便，任情为之，又不失慈悲之心，在当时而言，确如一缕新风，从文坛荡开去，知识分子在学问之外，还能以如此洒脱之笔，道古往今来，叙人间得失，那就将古板的文坛，变得活泼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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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凡读过该刊，印象深的是其间的驳杂、幽默和不正经。《语丝》的作者都不那么正襟危坐。鲁迅冷峻而多反讽，周作人随随便便，顾颉刚专和古人作对，写一些骇俗的文章。而江绍原的题目似乎俗调多多，内容却是卓异的。那一群人没有什么教授架子，骂人，讽世，闹怪，均有六朝之风。和现代评论派不同，周氏兄弟多游戏之笔，钱玄同、刘半农等又带有名士之风。《语丝》创刊前后，北京的政治气候与学界气候渐渐变坏。文人中有的沦为政客，有的摆起教授名流的架子。鲁迅等人，便聚在一起，发几句冷言冷语，调侃着周围的世界。《语丝》的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文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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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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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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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