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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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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周作人是《语丝》的领袖，实则是鲁迅在做默默无闻的工作。几年之后，当鲁迅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的时候，他很深情地回忆了《语丝》和自己的关系。实在说来，鲁迅对这个阵地所付出的心血，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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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闹翻后，也波及了周围的友人。他们共同的熟人只好与周氏兄弟分别交往，八道湾时代的热闹气渐渐分成了两部分。鲁迅身边的人少一些，周作人寓所的人多一点。像孙伏园、川岛、李小峰都是单独与周氏兄弟见面，不想得罪于任一方。他们都欣赏二位的才学，对其有较深的情谊。至于周家内部的矛盾，外人不好道及，彼此绕开这一话题，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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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创刊前后，正是鲁迅内心最为焦虑苦楚的时期，那些心绪都写到《野草》里去了。他那时的孤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好似每日都细嚼着黄连。他不像周作人那样表面随和，谈不来的，就拒绝交往。其实也不是自恋之心过强，以为自己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偶然也有结交新友的冲动。能够和他深交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你看与孙伏园、李小峰、川岛等人的通信，话题点到为止，并不怎么深。这几个人也并非能够理解自己，而他又无与之分手的意愿。鲁迅比周作人不幸的是，可与之对谈的挚友过少。他有时也厌恶自己，内心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语丝》里的许多文章，都留有这些痕迹，一方面是对世间发出冷峻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在咬着自己的肉。如此的苦刑，大约并不能为周围的人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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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李秉中的信里，他谈到了交友之道，以及对别人和己身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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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人，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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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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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这一封信，让李秉中失眠了。信中的坦率和黑暗感或许震惊了这位青年，使之觉出从未有过的冲击。然而，查看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凄苦之味只是淡淡的，文字中常有谈古论今的欣然。周作人在对社会与历史的看法上与其兄差别不大，《语丝》里抨击时政的杂感多有相近的观点。然而学者味很浓，根底上是读书人的传统，士大夫的情调略见一二的。《语丝》上发表的文章，讲学问的与常识的多，像博学之士的谈天，常常冒出惊人之语。创刊号上的那篇《生活之艺术》，以及后来写下的《狗抓地毯》、《论女裤》、《死之默想》、《我们的敌人》、《喝茶》、《托尔斯泰的事情》、《谈目连戏》等，都精妙深切，有着他人没有的智性。周作人是《语丝》里真正做到无所不谈的人，话题多是不正规的小道，其洋洋洒洒之态，一时震动文坛。不过有时也多是外在的东西，是明理达情之文，没有鲁迅那样的维度。在鲁迅的文字里，学问和本我的体验是交织在一起的。《语丝》上他有多篇文章带有玄学意味与自我拷问的倾向，其中没有引经据典的慢条斯理。与周作人不同，鲁迅跳出了学究的语境，创造了一个奇异的精神空间。那里很像尼采式的独语，又有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质，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文字超越了人的感受极限，在一个虚无与灰色的天地间，组成了绝妙的音响。鲁迅的这个天才的跨度很快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时还是青年学生的北大人顾随，就在周氏兄弟不同风格的文体里，发现了新的精神大陆。顾随后来在日记和书信里，讲到了对周氏兄弟的感受。他虽敬佩周作人，却更追崇鲁迅。《语丝》里最让他动情的文字，是非鲁迅莫属的。然而鲁迅却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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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许多学人那时都喜欢跑到周作人宅里聊天，可谓友朋如云。《语丝》召开的会议有时在八道湾寓所，周作人成了核心人物。读者的来信与作者稿件，也纷纷飞入周作人手中，在外人看来，他是实际上的主编。一向不谙编务的他，在编刊时也不得不做一些琐碎的事务。改稿、写按语、安排选题等等，看样子也是占据了许多精力的。周氏兄弟不同的趣味走向和相近的价值态度，决定了《语丝》的多样化。从上面的格调看来，走鲁迅的路者，非常稀少。而暗仿周作人者却很多，许多青年染上了周作人的风格，讲一点学识，谈一点趣味，发一点牢骚。俞平伯、废名、林语堂、刘半农等，都罩在苦雨斋的影子下，而像鲁迅那样在绝望中挣扎的语体，是少而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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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之外，《语丝》的高手还有几位，废名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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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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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4年进入北大英文系。虽学的是英文，但对汉语颇为敏感。入北大以前，他就喜欢上了周作人，后来遂成了周作人的学生，关系一直很密。他最早在《语丝》上写文章是1925年初，多是些随感、诗、通信等。《语丝》火热的时候，也正是他与周氏兄弟交往较多的时候。鲁迅、周作人日记多次记有废名来访的情况。在这位初入大学的学生眼里，周氏兄弟的学问和文章，是别人所不及的。《语丝》里出现的废名的短章，明显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只是过于晦涩，不像鲁迅、周作人的作品那样酣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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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学习英文和外国文学，却未受到洋八股的影响，文字追随着六朝之人，我想是周氏兄弟文体的影响使然的。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但前者的个性精神与怀疑意识，他是颇为感动的。在一篇评论《呐喊》的文章里，他有着新奇的感受，每个人物，几乎都深化在他的脑子里，欣赏、赞佩的语句是多的。不过鲁迅的那些句子，常人难以学来，倒是周作人的冲淡之笔，让人有温暖之感。所以废名在《语丝》上的文章，仿佛是跟随老师学徒时的练笔，蹒跚地走几步，摇摇晃晃之间，也透出真气，古奥与深切的东西都有了。看他的那几篇《无题》，都清瘦冷峻得很，有的笔锋亦多峭丽，渗透着寒气，像从幽谷里走出的道人，飘飘欲仙，神态超凡。《语丝》因为有了这样的作者加入，品位上就更为不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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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以为在文体的因缘上，他的气质更易和鲁迅接近，但因为性格里儒生的气质过浓，他反而和周作人靠得很紧了。鲁迅内心的惨烈和孤傲，也吓走了一些青年。因而废名只是远远地看着，要贴近鲁迅，谈何容易？1927年4月，他在《语丝》上发表了《忘记了的日记》，谈到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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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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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离京之后，废名几乎和鲁迅失去了联系，完全成了周作人的座上客。他到八道湾之频，不亚于钱玄同等人。那时周作人旁边的人，对鲁迅多有微词的。废名或许也受了影响，文章中常见讥刺鲁迅的地方。在上海的鲁迅，知道了这些，也有一些愤愤然，以为是周作人的走狗。《语丝》看似一片净土，实则也有着诸多的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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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远鲁迅与近周作人，有诸多值得一思的地方。鲁迅的冷峻和惨烈的文风与他的性情太远是一个因素。周作人与人相处比鲁迅要儒雅，加之书香味浓，很易引人。废名和周作人都不善于人际交往，对世风只有态度而无眼光，唯谈乡俗与古物，及域外文明殊有兴致，故彼此心心相印之时过多。看废名的作品多是远离热闹的山林古道，旧事远梦，与他的老师周作人有什么地方颇为相似。他在《语丝》上刊出的短文都安静而怪异，写祠堂、城墙、天灯，都罩着一种幽玄之气，文笔神异。废名不忍写血气的东西，反而神往于静谧的天地。他笔下的情境都像被什么过滤了一遍，杂质的东西甚少，像一个老僧冷冷地打量着世界，暗淡里有悲悯的东西。周作人在文章里喜谈古希腊与日本文明，那其中就有超功利的东西。其中的宁静与古远，大概也吸引了废名。废名文章中偶尔也暗袭周氏遗绪，在氛围上有重合的地方。我读废名的文字觉得清瘦而秀雅，毫无士大夫的痕迹。虽常写草木村落，小桥流水，却不落入俗套，有仙风道骨，跨俗于世。他善于独语，心绪缠着乡愁，而调子却一反古人的沉郁，有时让人想起法国米勒诸人的绘画，寂寞的天地间有着无边的爱。周作人的散文中偶能看到类似的意象，而废名却将此放大，从周作人出发，又高于周作人，实在不易。《语丝》有了他的加入，就多了新奇的东西，周作人一派的力量大增，林语堂、顾颉刚、江绍原等，受到周作人的影响，都比鲁迅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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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作人何以比鲁迅那么易让人接受，废名后来有过交代，不妨作为一个注解。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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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东方文明”，甚至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缺少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汇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入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周作人散文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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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这一段话，至少可以明白如下的看法：废名的赞扬周作人，一是有“净观”的态度，二是有渊博的学问。这两点对青年废名而言，正是心仪之所。我们不能说废名不对，但亦应看到明显的缺失。只从纯然的书斋视角打量万物，固然不失佳态，但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王国，没有冲荡的气韵和大爱大悲之勇气，是难以冲破苦难的罗网的。实际的情况是，《语丝》里的文章，鲁迅的受众面要多于周作人。后者限于知识群落的喜爱，鲁迅的文章则青年学子、社会青年均能接受，且崇拜者甚多。以气夺人，以情动人，以境洗人，这不仅周作人难以做到，废名也难以企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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