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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说“黑话”、反正经，是周氏兄弟与川岛间常有的事。彼此的恶作剧也尽入笔墨之中。川岛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不少，有的系小说创作。不过他的作品特点不强，仿佛还在学步之中。在意念的方面，学习鲁迅，而情调上则模仿周作人。由于天机尚浅，文章一直平平，未及废名、江绍原、俞平伯等人有味儿。他的小说基本不太成形，词句上暗袭鲁迅的《呐喊》，个别的地方偶见神采，凄苦的地方很多。而随笔则明显带有苦雨斋的风格，走清淡之路，不以正经为怀。他写滑稽的文章倒显出特色来，是心性的流露，比如《“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狗尾巴》、《爱国》等，有一点鲁迅和钱玄同的风骨，在戏仿与嘲弄中见出用意。川岛的文字很少别出心裁，大多受到别人的暗示而为之。说起来既是鲁迅党，也系周作人的心腹。这在《语丝》中是很少有的现象。他喜欢鲁迅的幽默和智慧，见到《语丝》上的那篇《说胡须》，为鲁夫子的妙文而叫绝，于是有意戏仿，但毕竟浅俗，不得追上。《语丝》上发表过他关于绍兴风俗的文字，写江南水景津津有味，那显然是周氏兄弟与江绍原影响所致，是想从故土的风情里寻几分人间的美意吧？川岛对周氏兄弟的追随，真是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看他和二人的通信往来，彼此相知之深，已非外人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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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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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文体上的滑稽，给《语丝》带来了诸多趣味。和周作人的通信，与江绍原贫嘴的长文，都留下了笑意。那时的同人是反对绅士气与教授气的，故行文多诙谐之处，以旁敲侧击、嬉笑怒骂而自得其乐。周作人那时有一席话，可以概括那些人的心情，大意是，《语丝》是我们这一班多少有点“学匪”脾气的人所办的，大家的态度是非学者和非绅士的，但诸人的滑稽放诞里却有道学家所没有的端庄。这一句话深含用意，可说是众人文章的注解。川岛是那里面喜欢做鬼脸的人，有时像顽童般与人开开玩笑。在对现代评论派进行反击的时候，也说了许多锋利的话，教授腔与名人气是没有的。鲁迅后来和他走得很近，与他的率真气是大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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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间的友人，在精神上的共同点是：都远离着官员，讨厌文人从政，或文人的政客气；拒绝学人的架子和身份，对教授的自恋气颇为反感。这一群人学识丰厚又不迈高步，忧患感强却又低姿态。鲁迅、周作人与章士钊、陈西滢的笔战，就是对官本位与绅士气的学者的挑战，川岛等人也加入其中，打过几回漂亮的战役。其中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也是从周氏兄弟那里来的。1926年4月，正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斗得最紧的时刻，川岛在杂志发表过一篇闲话，题为《再论西滢的吃嘴巴》。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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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新近，不是有那么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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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说现代评论社曾受过章士钊经手及其他的人的二千二百元津贴——现在该说章士钊经手的一千元是“贿赂”了，西滢却说只要我或别人能证明他曾领受过三个铜子的津贴，便不再说话；不然，我便应当吃嘴巴。一定，“这还够不上算是摆绅士的臭架子哩”，只是西滢“以务光许由自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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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挂念的，到如今我还不曾吃得西滢所谓应当吃的嘴巴，大概这是因为不应当了吧？可是，在奉飞机向北京来掷炸弹的时节，在西滢感到“失节事小，打死事大”的时节，在西滢悔恨（你看多么可怜！）没有去领那有些住在东交民巷的人说他有资格支领的津贴的时节——正是这时节，打了自己的嘴巴了；还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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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滢不是说我说他领了津贴吗？曾几何时而变成有些住东交民巷的人了。我不知道住在东交民巷说这话的人是谁，段祺瑞呢还是章士钊？西滢总该明白。至于我，依然住在我从前的家里，也照常出门，也照常和太太等去逛公园这类地方。倘若要证明，便是在四月七日午后约莫六点钟的时节，我还看见西滢——“是他不是”——手臂上搭上了一条紫色丝围巾在中央公园的土山上站着，飘飘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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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不幸而言中矣，吾不云乎：西滢更应该先用维持公理的手狠狠打自己的嘴巴给大家看。西滢自己说，他“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是怕“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在叫局问题时，据说“已经踏了两脚泥”。现在关于津贴问题，又是吃，吃，吃，自己吃了嘴巴。你看妙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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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闲话是仿照鲁迅的文笔，看法也是相近的。川岛也喜欢用挖苦的笔调为文，绍兴师爷的“刀笔吏”之风也可见一二。和打官腔、卖学问的人斗，本就不该一本正经，用油滑之笔奚落几句，倒显出一种新的快意。《语丝》里的文章，实在是开创了新的路向。只是像川岛这类人，语体尚未形成，远无鲁迅、周作人那么老辣，学习老师只得其形，神气不够，易落入油滑之径。后来《语丝》越办越难，原因固然很多，队伍中高手不多，无新的气象，大概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当杂志搬到上海时，每期只有几个作者，新人却迟迟难见，衰落是必然的了。而那以后连川岛这类人也很少去写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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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文人聚散之间，有趣的东西实在多。只是历史太短，无论什么风格的东西，都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遗憾。历史的文人被正经的套路压久了，不免有些酸腐气。《语丝》问世，才有了智性和有趣的新文人，文章也可以随意为之了。学者写非学者化的作品，作家搞反作家的文体，就与读者的距离近了。读到那么多彼此打俏的话，以及骂人的文字，至今也无过时之感。我有时也反身自问过：这样的文章现在可有吗？即便是像川岛这类“捣乱小孩”，要再遇上几个，也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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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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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古道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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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民国文人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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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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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数被我所在的鲁迅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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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并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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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后许久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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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到达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我国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他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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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来。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这个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我们便不得不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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