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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看这样的描述，深以为然，这样的话难说不对，在眼光上是独到的。但左翼作家那时批评新月派文人，大抵是感到他们多为纸上谈兵，只是把易卜生供到桌上，只会赏玩，却不懂以其生活态度对待人生。再如二卷二号上黄肇年所译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研究》，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发展，颇有学理价值。其文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风格，亦拒绝社会极端之发生，有一段话给人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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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的地方，马克思也许未曾见到，也许见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无论用哪种眼光看来，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认今日社会的需求，已完全改变。应当利用国家这个机关去取消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根本觉悟把人民永远划为贫富两阶级的国家，绝对不合社会正义。我们目前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现在掌权的阶级，立志表示一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大让步；二，若不然，那般认现今社会制度的基础者必群起而推翻之。各阶级之间，未始不可随时互相调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英国这种调和的方法，是过渡时期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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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的看法，是合乎《新月》同人的口吻的，基调是温和的、自由的。《新月》的许多有思想的文字，在色调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包括胡适、罗隆基诸人，深味此一色调的意义。我们读沈从文、林徽因的作品，也能嗅出温馨的气息，似乎和那些不偏不倚的理论描述共鸣着，尽管有时彼此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气质相反。《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独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比，似乎天真了许多，未尝不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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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的文人，喜欢师宗什么，依偎在某一精神的靠板上。谈鬼说狐，讲梦述理，自有妙处。然而看人看事，单一的态度多，复杂的眼光少。议事非此即彼，殊难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往往简化对象，未能进入心灵深处。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山。但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的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当自由主义按其理念设计什么的时候，他也可能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所以在鲁迅看来，警惕自己与警惕他人同样重要。问题不在于公理的好坏，而是对恶要有恶的思维，对善要有善的办法，疗救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新月派文人天真而单纯，你如果进入那个团体，亦可感到彼此的暖意。但他们说梦可以，讲世故之风与人情之险，却被什么绊住了。所以鲁迅的讽刺他们，并非视其为恶人，只是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左翼文化中的这种血性之迹，在旧中国的价值，并非今人想象的那么低矮。比较一下新月派文人与其分别，会看出些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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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对新月派的一种反省与注释，大可看出其间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黑暗后，当现实的苦难感深深地窒息着自己的时候，回想当年在《新月》上的文章，以及私下与友人讥刺鲁迅的情形，闻一多有着深深的内疚。他忽地发现了象牙塔里的人精神上的浅，对世界认知之简单可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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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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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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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在新月社当红的学人，后来转而看到当年的窘态，总是让人感动的。闻一多的话，不仅是对书斋中的人的警示，也是对同人们旧梦的一次颠覆。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为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着，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新月派后来的各自东西，便是现实的苦难使然。对于当下生活，儒雅清高的文人君子，大多还是交了白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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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新旧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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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学说进入中国，在民国初已成不可抗拒之势。留过洋的与未出过国的读书人，谈洋为趣，留学渐渐成了资本。新的东西进来，旧的就要受到冲击，那是没办法的。你看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厦大、浙大，新派学者往往占了上风。文学也是这样。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都有除旧布新的气象，或写新诗，或译西方经典，是新文化的推动之人。不过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那一代人未脱士大夫的长衫，还沾着古老的旧习。新中有旧，旧而夹新，也正是许多文人的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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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欧洲的话剧传来，一时让青年人兴奋不已。《新青年》中的人，有许多就提出废除京剧，将其送入博物馆中。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就说，中国的京剧让人想起抽大烟者，悠悠然让人进入幻境，意思是有鸦片之嫌。他和哥哥鲁迅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很少进剧院里，对这古老的形式有本能的敌意。周作人和钱玄同专门讨论过旧戏应废的道理，其中的意见是：（1）旧戏是野蛮的，它带有原始宗教的影子；（2）这些遗存充满了“淫、杀、皇帝、鬼神”，与现代人的精神不符。至于钱玄同就更为决然，干脆将帝王之戏打翻在地，不能翻身云云。诋毁旧戏，一时成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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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五四”那代人的文章，痛快的地方很多，今人亦不妨由此猜测彼时的风气。以我的看法，“五四”新学人的观点，被后人大大地夸大了。其实那时的社会，百姓喜看旧戏乃是一种自愿的选择。知识界钟情戏楼者，为数甚广。姜德明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记有徐志摩迷于旦角演出的场面。这位“诗哲”向来以欧化的文风诱世，然而又满腹旧戏文的雅好，扭扭的身姿，甜甜的嗓音，快意于曲文中的情趣，也让人看出他的两面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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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徐志摩这样小布尔乔亚的诗人关注戏曲，像阿英这样的左得可爱的左翼文人，对民间文艺也含有敬意。你看他20年代末思想偏激得何等厉害，似乎要扫荡一切旧物，但到了30年代中期，文章里也露出了旧文人的眼光，对昆曲、大鼓等艺术，别有一番爱意了。阿英在战争的行军中写下的日记，每每涉及传统书画、戏曲，便有兴奋之态，全不像正襟危坐的革命者了。在上海的时候，他曾迷恋于“大鼓书”艺术，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去听，内心为一种风俗的美所打动。他的友人郑振铎也是关心戏曲的人，曾刊行过《白雪遗音》、《挂枝儿》，兴奋点大概是在民俗学的意义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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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戏曲的喜好，白话诗人俞平伯则留下了诸多故事。1935年他曾和浦江清、唐佩金、汪健君等在清华园寓所召开俗音社成立会，提倡昆曲。那时他既和朱光潜等人聚会朗诵新诗，又与友人在家中吟哦昆曲，新旧之间，儒雅的个性就那样流动出来了。俞平伯到晚年仍对昆曲投入热情，没有他的老师周作人那么决然的态度。不过周作人后来也改变了对旧戏的看法，以为在文化史上别有意义。俞平伯是周作人家的常客，不能不涉及戏曲的研究，至于他们都怎样议论对旧戏的看法，以及周氏如何转变了立场，后来不得而知，也只能猜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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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是个清淡、平和之人，旧文人的气质要高于新文学的仪表。他写新诗和白话文，都还未脱旧诗文的习性，后来干脆倒向国学研究，那是传统的力量使然的。1936年，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友人唱昆曲之事，当可感到那些文人的业余时光的过法。那一年9月4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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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携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罄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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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的日记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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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出城遇刘叔雅。陈生昌年来，赠以《槐屋词》。下午陈来，环唱《痴梦》，余及江清唱《泼水》。偕应沈茀齐夫妇茶会。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师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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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两则日记就可看到俞氏生活的状况，绝不像流浪诗人与普罗作家愤世的样子。知道新文学价值的学人们，精神深处还是士大夫的韵致，他们从容老到的文章是从明清文人传统里过来的应属无疑。30年代正是战乱、恐怖之时，文人们要么走到十字街头喊出溅血的声音，要么退在书斋里苦苦沉思，走清议空谈之路。俞平伯这一类文人却有另一种选择，除了治学，还从旧戏曲里寻找慰藉，那是心灵的归路，似乎唯有舒缓的古曲可以解忧。我不知道学问之乐与唱曲之名孰大，但从他们那些安于自娱的生活看，戏曲的伟力实在是强盛的。在古旧文明日渐式微的年代，几个清苦之人，以内敛的热情，使古老的艺术又放出光泽，他们的生命也由灰色而渐渐变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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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徐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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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在抗战期间，为避日本人强邀他出来当汉奸，躲在家中八年，著述之余，喜欢研究烹饪，自己说是因为太馋。他曾把北京四城小食摊子上吃过的美食，写成《北京的小吃》一书。抗战胜利后，不少文字如《三百六十行》等均在《北京日报》上连续刊载，很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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