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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文全无悠然清闲之音，透出的倒是几分苦涩。文章写于日本占领北京之时，国忧家愁系于一身，心境之苦是一看即知的。在时运晦暗、人生困顿之时，只能以旧时的书画聊遣时光，是文人的大不幸。邓以蛰的迷古，分明有愤世之状。要是细读其文章，大概是一目了然的。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从“五四”走过来的许多人，差不多都领略了此一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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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古是一种迷醉。那一代在沉迷书画与旧籍版本时，也常常有挥不去的哀凉。读过老北大魏建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传统书籍的好坏，在学术的自娱背后，竟是无边的惆怅。魏氏乃语言学家，对歌谣、野史、旧版本书含有情趣。他关于音韵、训诂都有不少的高论，《戴东原年谱》、《朝鲜景教史料钞》都是颇有见解的。在《朝鲜景教史料钞》的后记里，魏建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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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在朝鲜一年零三月，要说有什么获得或有什么损失，都无从决定；不过那半岛上一切尽足以在我心胸中盘旋了。我最不得忘的是朝鲜人生活思想的宋学化；且是变本加厉的朱学化。她的新罗三国时代和高丽王朝时代文化的灿烂，到李朝朝鲜时代全给儒学势焰所毁弃；所以我们要了解朝鲜民族之所以没落，便当先明白是中国儒学的腐朽。偌大的东方，思想界的关塞是如何的牢固呀！虽然，日本是凭了她的敏慧已经离了冥顽的儒学思想笼绊；可是过去的时间里，她也曾经受过不可解的麻醉；或许现在以至于将来还有些迷恋（论起这点，我们且不谈）。在朝鲜日本中国三个民族中间，儒学确是个严重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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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也是搞过新文学的人，他后来在传统小学里打转，却有着清醒的头脑，不会沉醉不醒，一任滑到深谷之中。他也谈戏文，讲版本，境界却是有些高远。那一代人玩古董，是研究兴趣使然，在审美的快慰的背后，精神里有盘诘的气韵。闻一多的欣赏楚辞，固然有诗人的认同，而深层之中却是焦虑的东西。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古老的典籍中，死魂的阴暗是多么可怕，四书五经里，不过为权力者谋想，好的不多。唯在民歌与诗人的叛逆里，有闪光的精神在。所以民国中的新文人玩古的时候，有时也带一点非正宗文人的匪气，故意与他人作对。以玩对抗伪道学的遗风，是许多人共有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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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是，民国间还涌现了一批文物的看守者。以考古、求书、保存文物为己任。这些人并非复古的遗民，亦非高墙院内的玩家。收藏、保存旧迹，无非为了研究之用。记得郑振铎在三四十年代，四处求书，找到了许多国宝，足迹遍布四海，弥足珍贵的书画、器皿在他的影响下得到了保存。新文学作家中，郑振铎大概是最迷恋古迹文物的。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到过许多国家，知道文物与博物馆间的联系，所以浏览古书与字画时，每每流露出学问家的意识。1928年，他在伦敦写出《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介绍了埃及、巴比伦等地的考古情况，从所写的文字看，已非旧式读书人的迂钝，是有了严明的眼光的。他后来在国内倾其所有，购买了大量旧版图书，一些古抄本悉入其手。我在《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读到他求购散失在民间典籍的故事，能看出其内心的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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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刻写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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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库”总有办法可以购下……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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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爱书是出了名的，其癖之深不亚于古人。不过看他的短文和学术自述，有一点却清醒得很，那就是并非主张青年钻入故纸堆中。他所坚持的看法是，先保存好旧时代的实物，组织人来整理研究，为后来人辟一路径。所以我们看他的著作，古风虽浓，却不见迂腐之气；玩意深深，而意在益己济世。书卷之中有忧患之语，生命躯体里，流淌的还是“五四”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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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有新，新里含旧，乃那一代文人的特点，与明清文人毕竟有别了。只要留意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曹聚仁、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遗墨，就不能不感动于东西方文明交错的魅力。在那些人中，外来的与固有的东西有时还处于碰撞的状态，间或还有错杂、零乱的排列，不过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别别扭扭之中，诞生了罕有的生气。古无此类新人，今无其继者，那也像六朝之人，后人只能爱之而不可即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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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故都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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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辞世时97岁，算是高龄者。他晚年讲起过去的生活，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西不多，对他而言，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淳朴和智慧，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里交织得很好。算起来，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对于乡下人来说，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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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讲起他的出身背景，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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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午夜后一时至三时）生人，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成为1909年1月7日。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经见了上帝（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坠地之后，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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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出生在乡下，早期记忆就多了一种乡土的气息。他一生没有摆脱这些乡土里质朴的东西。关于家乡的环境，他有很好的记录。在描绘那些岁时、人文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平静的，既非歌咏也非厌弃，而是透着哲人的冷峻。比如乡野间的人神杂居，关帝庙和土地庙的存在，都是乡土社会恒常的东西。旧时代的乡下，孩子记忆里的美丽都是那些东西，张先生涉猎这些时也没有特别的贡献在那里。只是他描述过往的生活时，那种态度是平和的。在回忆录里，像“五四”那代人一样，照例少不了对岁时、节气、民风的关照。他对婚丧、戏剧、节日、信仰的勾画，差不多是旧小说常见的。比如对杨柳青绘画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着直觉判断问题，与鲁迅当年的体味很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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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五小学放假之后，年前的准备只是集日到镇上买年画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画市在镇中心路南关帝庙（通称老爷庙）的两层殿里，卖鞭炮的集中在镇东南角的牲口市。腊月三十俗称穷汉子市，只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会儿，所以赶集买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两个上午。家里给钱不多，要算计，买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面。年画都是杨柳青产的，大多是连生贵子、喜庆有余之类，我不喜欢。我喜欢看风景画和故事画，因为可以引起并容纳遐思。这类画张幅较大，还有四条一组，价钱比较高，所以每年至多买一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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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旧时的生活，他丝毫没有夸大幼时记忆的地方。写童心时亦多奇异的幻想。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遗痕，教化的语调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对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许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对鬼狐世界的遐想，对动物和花鸟世界的凝视，都带着诗意的成分。他那么喜欢《聊斋志异》，谈狐说鬼之间，才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态呈现出自由的性灵，也是乡土社会与潦倒文人的笔墨间碰撞出的智慧的召唤。讲到农村的节令、族属、乡里，冷冷的笔法也含有脉脉的情愫。他不太耽于花鸟草虫的描写。虽然喜欢，却更愿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里才有本真吧。谈到乡下人的生活，主要强调了其中的苦难。中国的农民实在艰难，几乎没有多少平静的日子。天灾，人祸，连年的饥饿等等，都在他笔下闪动着。当他细致地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息。《流年碎影》里的生活，苦多于乐，灾盛于福，是惨烈的。那些被诗人和画家们美化了的村寨，在他的视野里被悲凉之雾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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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里写过诸多苦难的袭扰，在残疾和病态里，人的挣扎和求索，带有悲凉的色彩。可在那悲凉的背后，却有亮亮的光泽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摇动，给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张中行的书时，也嗅出了苦而咸的味道，朦胧的渴望是夹杂其间的。但他没有德国人那么悠然，中国的乡间不会有温润的琴声和走向上帝的祥和。乡村社会的大苦，练就了人挣扎的毅力，谁不珍惜这样的毅力呢？所以一面沉痛着，一面求索着，就那么苦楚地前行着。他常讲起叔本华的哲学。那个悲观主义的思想者的思绪，竟在空无的土地上和中国的沉寂里凝成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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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劳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让人伤感的是人的命运的无常。乡土社会的单纯里也有残酷的东西，他后来讲了很多。印象是《故园人影》里，勾勒了几个可怜的好人，在那样贫穷和封闭的环境里，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长。许多人就那么快地凋零了。于是感叹道：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是太难了。这难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没有多少达成的出口。大家都在可怜的网里无奈地存活着。饥饿、灾荒、兵乱，没有谁能够阻止。村民的阿Ｑ相多少还是有些。所以，张中行从乡下走出，其实也是寻梦，希望从外面的世界找到什么。但农民的朴素和真挚，还是浓浓地传给了他。晚年讲到故土的时候，他还不断称赞道：乡下的简朴、无伪的生存方式，是合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铺张浪费。要说故乡给他带来了什么，这算是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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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气息。不论后来的学识怎样地增长着，林间小路的清香和青纱帐里的风声，还是深嵌在那流转不已的美文中。中国的读书人，大凡从乡野里走出的，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的。孙犁如此，赵树理如此，张中行亦如此。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还能从他那里隐约地领略到剥啄声和野草的幽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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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25年，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通县在北京东郊，离帝京只几里之遥。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入过去。《流年碎影》详细地介绍了那时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史料的价值很大。我对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的了解，是从他的自传那里才知晓一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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