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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贪玩,要有自立的本领。1919年初在信中劝吴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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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屡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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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是章氏对文人业余生活的态度,言外是劝告青年恪守旧的方式,不必为时髦的生活所扰。但是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在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融和着。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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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这在过去是少见的。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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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庙廊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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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日常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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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不过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迹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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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愉悦。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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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到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的坐在那里参观,看的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得如何,特使凄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我觉得他答得很好,他充分的代表了我们国人多少年来对于运动的看法……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雍容揖让,纵然为了身体的健康,作一点运动,也要有分寸,顶多不过像陶侃之“日远百甓”,其用意也无非是习劳,并不曾想把身体锻炼得健如黄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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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那一代人受到梁实秋的讥笑,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冷视,难说不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似。但到了30年代,像网球运动这种项目,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出现,我在王世襄当年编的《燕京大学学刊》上,就看到许多照片,学生们穿着讲究的运动服在操场上打网球,与洋人学堂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了。中国的读书人不仅知道了天文地理、算术美学的价值,也知道了运动的妙处,联想新诗的出现,独吟者的放声之状,二者实在如出一辙。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市里宁静的生活。或者可以这样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也渐渐从古老的形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要想再找到晚清的余影,已难之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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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文学作家身上的洋气,其实是模仿来的,根底上还是染有旧风。你不能不承认古诗文的内力,许多人偶尔的谈吐,还是被“子曰诗云”左右着。胡适是白话文理论的倡导者,而你看他对旧籍整理的兴趣,难说没有明清人的套路。至于郭沫若、陈梦家、林语堂、郑振铎等,就更不必说了。民国的新诗人和新小说家,在提倡新风气之余,也搜寻古董,喜谈文物者甚多,不同于旧文人的是,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洋人的学术与东方艺术的差异,故积习里多了挑战的目光。废名与冯至都是学外文出身的,在北大毕业后喜欢的却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对魏晋、唐宋的诗文别有兴趣。1931年4月10日,冯至在给友人杨晦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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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常说,古人会做文章,我近来也时常这样想。《古文观止》现在恐怕只有三家店的先生提这部书了。不过里边许多文章,像《秋声赋》、《赤壁赋》,我想就列入世界头等作家之林也没有什么愧色的。我常常奇怪,我们有一个时代,读中国书就不算读书,宁可读一本什么巴尔干半岛的小说(自然巴尔干半岛也有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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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吧。这样的话头说起来有点使人讨厌——但我实在以为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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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作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想到新文学自身的欠缺。大家一面尝试着新路,一面又回望着先人的旧径。人们的矛盾可想而知。不知道为何,许多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不太提及此类现象。后来的文学家和古文化断开,大概也是未能了解文学诞生的复杂背景吧。第一二代的白话文作家,未免有古人的嗜好。后来的渐渐变成新人,古老的幽魂,似乎和青年们没有关系了。据说日本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度的当下文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新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明的普及。谁能阻止这样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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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有许多文人看到了这一点,由新文艺的创作而转向古董的研究。搜求旧物,整理国故,一时也荡起了微澜。这让人想起邓以蛰先生。邓以蛰1892年生于安徽,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与美学,1923年到北大任教。20年代的时候,他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对戏剧、诗有着新鲜的看法。小说家杨振声、诗人闻一多与其都有很不错的关系。但后来邓以蛰转而倾心于字画与文物领域,对“五四”式的激情反而疏离了。他越来越喜欢历史与遗存,对书画艺术每每有着妙论。其《国画鲁言》、《画理探微》、《书画同源》、《辛巳病馀录》、《书法之欣赏》等,成一家之言。日本汉学家藤冢邻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邓氏家中文物收藏的情况,当可见彼时的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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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时,由旧知钱稻孙君介绍邓中纯、叔存两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孙,且系日本留学生。余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寓居,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意外奇缘,惊喜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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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那个时期邓氏的文章,已没有了留学时期的洋化倾向,而是把西学知识用于对旧物的体察上,文风与情趣,多有士大夫气。然而又别于士林之风,常出高论,有不凡之象。我很喜欢他的那篇长文《辛巳病馀录》,其鉴赏文物的目光,在一般人之上。他谈“大般涅槃卷第九”、“无款西湖游艇图卷”、“无款十指钟馗图”、“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等,见识深切,体会特别,幽情深深。刘纲纪先生讲到邓以蛰的沉浸书斋时分析道:“他一天天从社会退回书斋,专心研究古代书画。这种情况,看来是令人惋惜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回到古代,神往于先人的艺术空间,说是一种逃逸也未尝不可。但看那时的文字,也非意趣盎然的走笔,其中的悲凉也是有的。《辛巳病馀录》开笔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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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馀录云者,盖余之身外之物,如文字及一部分书籍于丁丑初焚失已尽。书与画则于病中转入他人之手,尝以陆天游仿董北苑笔向友人乞米,寄之诗曰:“荷锸聊为夜壑藏,蒹葭吹尽满头霜;即今沧海沉云黑,欲遣天孙乞片光。”四年之中,簏中诸物,或质或售,无不遭我遣之。今病后所馀,不过张爱宾所谓“惟书与画,犹未忘情”之未忘于情者而已!所见所遣,录而书之,以为不时温此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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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文全无悠然清闲之音,透出的倒是几分苦涩。文章写于日本占领北京之时,国忧家愁系于一身,心境之苦是一看即知的。在时运晦暗、人生困顿之时,只能以旧时的书画聊遣时光,是文人的大不幸。邓以蛰的迷古,分明有愤世之状。要是细读其文章,大概是一目了然的。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从“五四”走过来的许多人,差不多都领略了此一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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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古是一种迷醉。那一代在沉迷书画与旧籍版本时,也常常有挥不去的哀凉。读过老北大魏建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传统书籍的好坏,在学术的自娱背后,竟是无边的惆怅。魏氏乃语言学家,对歌谣、野史、旧版本书含有情趣。他关于音韵、训诂都有不少的高论,《戴东原年谱》、《朝鲜景教史料钞》都是颇有见解的。在《朝鲜景教史料钞》的后记里,魏建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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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在朝鲜一年零三月,要说有什么获得或有什么损失,都无从决定;不过那半岛上一切尽足以在我心胸中盘旋了。我最不得忘的是朝鲜人生活思想的宋学化;且是变本加厉的朱学化。她的新罗三国时代和高丽王朝时代文化的灿烂,到李朝朝鲜时代全给儒学势焰所毁弃;所以我们要了解朝鲜民族之所以没落,便当先明白是中国儒学的腐朽。偌大的东方,思想界的关塞是如何的牢固呀!虽然,日本是凭了她的敏慧已经离了冥顽的儒学思想笼绊;可是过去的时间里,她也曾经受过不可解的麻醉;或许现在以至于将来还有些迷恋(论起这点,我们且不谈)。在朝鲜日本中国三个民族中间,儒学确是个严重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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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也是搞过新文学的人,他后来在传统小学里打转,却有着清醒的头脑,不会沉醉不醒,一任滑到深谷之中。他也谈戏文,讲版本,境界却是有些高远。那一代人玩古董,是研究兴趣使然,在审美的快慰的背后,精神里有盘诘的气韵。闻一多的欣赏楚辞,固然有诗人的认同,而深层之中却是焦虑的东西。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古老的典籍中,死魂的阴暗是多么可怕,四书五经里,不过为权力者谋想,好的不多。唯在民歌与诗人的叛逆里,有闪光的精神在。所以民国中的新文人玩古的时候,有时也带一点非正宗文人的匪气,故意与他人作对。以玩对抗伪道学的遗风,是许多人共有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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