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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贪玩，要有自立的本领。1919年初在信中劝吴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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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屡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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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是章氏对文人业余生活的态度，言外是劝告青年恪守旧的方式，不必为时髦的生活所扰。但是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在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融和着。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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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这在过去是少见的。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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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庙廊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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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日常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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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不过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迹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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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愉悦。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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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到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的坐在那里参观，看的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得如何，特使凄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我觉得他答得很好，他充分的代表了我们国人多少年来对于运动的看法……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雍容揖让，纵然为了身体的健康，作一点运动，也要有分寸，顶多不过像陶侃之“日远百甓”，其用意也无非是习劳，并不曾想把身体锻炼得健如黄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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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那一代人受到梁实秋的讥笑，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冷视，难说不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似。但到了30年代，像网球运动这种项目，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出现，我在王世襄当年编的《燕京大学学刊》上，就看到许多照片，学生们穿着讲究的运动服在操场上打网球，与洋人学堂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了。中国的读书人不仅知道了天文地理、算术美学的价值，也知道了运动的妙处，联想新诗的出现，独吟者的放声之状，二者实在如出一辙。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市里宁静的生活。或者可以这样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也渐渐从古老的形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要想再找到晚清的余影，已难之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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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文学作家身上的洋气，其实是模仿来的，根底上还是染有旧风。你不能不承认古诗文的内力，许多人偶尔的谈吐，还是被“子曰诗云”左右着。胡适是白话文理论的倡导者，而你看他对旧籍整理的兴趣，难说没有明清人的套路。至于郭沫若、陈梦家、林语堂、郑振铎等，就更不必说了。民国的新诗人和新小说家，在提倡新风气之余，也搜寻古董，喜谈文物者甚多，不同于旧文人的是，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洋人的学术与东方艺术的差异，故积习里多了挑战的目光。废名与冯至都是学外文出身的，在北大毕业后喜欢的却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对魏晋、唐宋的诗文别有兴趣。1931年4月10日，冯至在给友人杨晦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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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常说，古人会做文章，我近来也时常这样想。《古文观止》现在恐怕只有三家店的先生提这部书了。不过里边许多文章，像《秋声赋》、《赤壁赋》，我想就列入世界头等作家之林也没有什么愧色的。我常常奇怪，我们有一个时代，读中国书就不算读书，宁可读一本什么巴尔干半岛的小说（自然巴尔干半岛也有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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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吧。这样的话头说起来有点使人讨厌——但我实在以为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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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作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想到新文学自身的欠缺。大家一面尝试着新路，一面又回望着先人的旧径。人们的矛盾可想而知。不知道为何，许多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不太提及此类现象。后来的文学家和古文化断开，大概也是未能了解文学诞生的复杂背景吧。第一二代的白话文作家，未免有古人的嗜好。后来的渐渐变成新人，古老的幽魂，似乎和青年们没有关系了。据说日本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度的当下文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新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明的普及。谁能阻止这样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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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有许多文人看到了这一点，由新文艺的创作而转向古董的研究。搜求旧物，整理国故，一时也荡起了微澜。这让人想起邓以蛰先生。邓以蛰1892年生于安徽，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与美学，1923年到北大任教。20年代的时候，他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对戏剧、诗有着新鲜的看法。小说家杨振声、诗人闻一多与其都有很不错的关系。但后来邓以蛰转而倾心于字画与文物领域，对“五四”式的激情反而疏离了。他越来越喜欢历史与遗存，对书画艺术每每有着妙论。其《国画鲁言》、《画理探微》、《书画同源》、《辛巳病馀录》、《书法之欣赏》等，成一家之言。日本汉学家藤冢邻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邓氏家中文物收藏的情况，当可见彼时的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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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时，由旧知钱稻孙君介绍邓中纯、叔存两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孙，且系日本留学生。余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寓居，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意外奇缘，惊喜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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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那个时期邓氏的文章，已没有了留学时期的洋化倾向，而是把西学知识用于对旧物的体察上，文风与情趣，多有士大夫气。然而又别于士林之风，常出高论，有不凡之象。我很喜欢他的那篇长文《辛巳病馀录》，其鉴赏文物的目光，在一般人之上。他谈“大般涅槃卷第九”、“无款西湖游艇图卷”、“无款十指钟馗图”、“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等，见识深切，体会特别，幽情深深。刘纲纪先生讲到邓以蛰的沉浸书斋时分析道：“他一天天从社会退回书斋，专心研究古代书画。这种情况，看来是令人惋惜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回到古代，神往于先人的艺术空间，说是一种逃逸也未尝不可。但看那时的文字，也非意趣盎然的走笔，其中的悲凉也是有的。《辛巳病馀录》开笔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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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馀录云者，盖余之身外之物，如文字及一部分书籍于丁丑初焚失已尽。书与画则于病中转入他人之手，尝以陆天游仿董北苑笔向友人乞米，寄之诗曰：“荷锸聊为夜壑藏，蒹葭吹尽满头霜；即今沧海沉云黑，欲遣天孙乞片光。”四年之中，簏中诸物，或质或售，无不遭我遣之。今病后所馀，不过张爱宾所谓“惟书与画，犹未忘情”之未忘于情者而已！所见所遣，录而书之，以为不时温此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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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文全无悠然清闲之音，透出的倒是几分苦涩。文章写于日本占领北京之时，国忧家愁系于一身，心境之苦是一看即知的。在时运晦暗、人生困顿之时，只能以旧时的书画聊遣时光，是文人的大不幸。邓以蛰的迷古，分明有愤世之状。要是细读其文章，大概是一目了然的。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从“五四”走过来的许多人，差不多都领略了此一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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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古是一种迷醉。那一代在沉迷书画与旧籍版本时，也常常有挥不去的哀凉。读过老北大魏建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传统书籍的好坏，在学术的自娱背后，竟是无边的惆怅。魏氏乃语言学家，对歌谣、野史、旧版本书含有情趣。他关于音韵、训诂都有不少的高论，《戴东原年谱》、《朝鲜景教史料钞》都是颇有见解的。在《朝鲜景教史料钞》的后记里，魏建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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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在朝鲜一年零三月，要说有什么获得或有什么损失，都无从决定；不过那半岛上一切尽足以在我心胸中盘旋了。我最不得忘的是朝鲜人生活思想的宋学化；且是变本加厉的朱学化。她的新罗三国时代和高丽王朝时代文化的灿烂，到李朝朝鲜时代全给儒学势焰所毁弃；所以我们要了解朝鲜民族之所以没落，便当先明白是中国儒学的腐朽。偌大的东方，思想界的关塞是如何的牢固呀！虽然，日本是凭了她的敏慧已经离了冥顽的儒学思想笼绊；可是过去的时间里，她也曾经受过不可解的麻醉；或许现在以至于将来还有些迷恋（论起这点，我们且不谈）。在朝鲜日本中国三个民族中间，儒学确是个严重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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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也是搞过新文学的人，他后来在传统小学里打转，却有着清醒的头脑，不会沉醉不醒，一任滑到深谷之中。他也谈戏文，讲版本，境界却是有些高远。那一代人玩古董，是研究兴趣使然，在审美的快慰的背后，精神里有盘诘的气韵。闻一多的欣赏楚辞，固然有诗人的认同，而深层之中却是焦虑的东西。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古老的典籍中，死魂的阴暗是多么可怕，四书五经里，不过为权力者谋想，好的不多。唯在民歌与诗人的叛逆里，有闪光的精神在。所以民国中的新文人玩古的时候，有时也带一点非正宗文人的匪气，故意与他人作对。以玩对抗伪道学的遗风，是许多人共有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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