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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他渐有涉猎，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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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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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些人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对象，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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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学人是都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是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的。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的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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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个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顾随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这些对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他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因、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现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是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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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他就是在老师周作人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张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以为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为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彼此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张中行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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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他以不老的笔写那些动人的小品时，其实是激活了旧京派的文学传统的。我曾说他的出现是新京派的诞生标志，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在左翼文化极端化之后，看着文坛疲惫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他晚年在文坛的出现，的确复活了旧时京派文学的灵魂，是一个很美的存在。像一颗亮亮的星，把沉寂的夜变得有些色泽，我们总不能不说不平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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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写《鲁迅与周作人》一书，我经常向他询问周作人的旧事，知道了不少鲜知的资料。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资料给我看，我至今还记得其间的情节。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不敢谈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和张中行这样的老人的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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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作人早期的学生，张中行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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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和他并无什么深的关系。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闲暇之时，偶尔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张中行的乐事。到了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光顾周舍，周作人是有一定感慨的吧，所以，赠送扇面与张氏，也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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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雨斋众多学生里，深入揣摩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这样。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的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走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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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左）、周作人（中）、羽太信子之兄羽太重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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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中行看来，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周作人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亚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张中行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大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世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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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是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面。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中行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所以，我更倾向于把张中行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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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苦雨斋的主人，张中行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他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作人。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作人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周作人虽然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难能可贵。至少周作人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他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要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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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张中行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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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个人影响了他终身。胡适的宽容、科学理性，马一浮的学识与趣味，都内化在他的世界里。我们读他晚年写下的文字，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但在精神的层面，即哲学的境界上，他是罗素的学生是无疑的。是罗素的思想，在根本上奠定了他认知世界的基础，其一切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解释，都含有罗素的影子。一部《顺生论》可以说是罗素哲学的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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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中行来到北大时，罗素已离开中国十年了。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还久久地回荡在北大的校园里。当年罗素来北京时，知识界的欢呼声震动着校园。许多中国学者的文字里表示了对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为他所带来的正是知识界急需的东西。许多年后北大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校风依旧，那时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与外来的东西都并存着，非理性的与理性的，科学的与玄学的东西都在，对青年学子都有不小的吸引力。罗素的书籍在那时已译了许多，张中行是从老师的授课中了解的还是在自学中接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北大的学术流派虽千差万别，可是罗素的基本哲学意识在那时是被接受的。胡适虽是杜威的弟子，但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层面上与罗素并不冲突。钱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都有罗素精神的因素也是对的。学生可以质疑老师，在那时是允许的现象，在爱师与爱真理面前，真理的价值自然是更大的。所以即便是罗素早已离开中国，北大红楼内外的气息，也还能嗅出这类思想者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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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介绍罗素哲学最多的学人之一有张申府先生。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出罗素的文章。那些关于人生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的讲演和论述，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的。周作人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了罗素的影响是无疑的。张申府后来远离政治，大概和他的罗素哲学的吸收有关。主张怀疑，不去轻信，在知识界是普遍被欢迎的理念。现代以来有几个罗素的追随者是很有意思的。一是曹聚仁，自由报人，一生不盲从于什么派别，独立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二是张中行，我们读他的书自然可以感受到此点。三是王小波，近几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让人看到了自由理念的力量。大凡喜欢罗素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识。独立思考，深入盘诘，冷静多于狂热，百年间这样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注意，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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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能引起张申府的注意，在我看来有几点。一是罗素的学说涉及宇宙本体的存在，讲到上苍和人，有限和无限，帝力之大与人力之微。直面着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自主的选择，即人性的问题。不是从伦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本的观点对待大千世界。张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连载译过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其中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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