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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佛的他，却偏偏在文字里喜好引用佛学的意象。那些概念和意绪，在他那里获得了精神飞动的内涵。我们读它，既没有宗教的痕迹，也没有俗谛的特色。加之西洋现代哲学的片影，文字是从古老的远方流来，也带着西哲的智慧。从试图信仰佛学到怀疑它，又从己身的体会里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字经历了苍凉的时光的过滤，又沐浴着神异的思想的光。死去的与活着的，远逝的与新生的，都生长在那文字的躯体里。我每读他的作品，都感到了深的意味。今天的文人，有几个能写出类似的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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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算是张中行的老师辈的人，文章漂亮得很。他们有两个地方是相近的：一是都是周作人的学生，苦雨斋的味道浓浓；二是都喜欢谈禅。周作人弟子里，对老师精神要义把握得最好的是他们两个。但讲禅的味道，两人都比老师高明。不过他们有一点差别，虽都讲禅，可是一个只在学理的层面，一个却在文章的灵魂里。废名高于别人的地方，是文字里都是五祖、六祖的东西，神乎其技，为“五四”以来禅风最深的人。后来的文章家对他大多是喜欢的。张中行呢，似乎对禅的兴趣在禅外，没有进入内部，但解其奥义，是对彻悟的彻悟，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迥别流俗，所以只能“禅外说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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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现代人的文章时，常常想起这两个人来。他们对文章的贡献，一般人是不能及的。张中行上学时没有听过废名的课，失之交臂，但看过他的许多文章，心里是喜欢的。废名的特别点是，自己进入到佛的境界里，远离了尘世，欲的东西被智的东西占据了。而张氏的写作还能读出欲的不可解脱的痛楚，离佛的门口是有距离的。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清寂得如同山林精舍，一个似旷野的风。苦雨斋之后，有这两个路向的存在，汉语表达的多样性被实践了。《负暄琐话·废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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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回到沙滩老窝，废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红楼后面的平房里，我因为经常到熊十力先生那里去，渐渐同废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确如苦雨斋所形容，“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这是外貌，其实最特别处还是心理状态。他最认真，最自信。因为认真，所以想彻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为自信，所以总认为自己已明其究竟，凡是与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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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读废名的文章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是为什么。我去过废名的老家，在湖北黄梅县，四祖、五祖的寺庙至今还保留着。连同他教书的地方，原貌依在。看过后的感觉是，废名的文字不是装出来的，乃精神深处自由的流淌。用他的话说，是不要有“庄严”相。比如他的那篇《五祖寺》，就很精妙，随意而无所用心处，却处处是禅的味道。废名不信外道，而是守住内心，以孩子的态度讲大人的话，又没有故作高明的地方。禅的妙处是反常态的心语，他就是个天然地反常态的人。世故的思维几乎都消失了。那些文章几乎都没有情欲流露，似乎是孩子的快乐，老人的智慧。五祖和六祖当年在此默对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废名是得到天机的人，他在思维里流着禅的智慧，一般人不知这些，苦雨斋里的许多人也没有类似的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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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家乡禅风屡屡。苦竹镇，古角山，都是好名字。乡俗亦好，民间的节奏里没有污染的尘粒。我疑心周作人的《苦竹杂记》的名字就受了废名的暗示。张中行的老家是北方的乡镇，自然没有湖北的清秀和幽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就浑厚、荒凉，缺乏水的温润。不过两人一致的地方是，都会在文字里延宕。一个在哲思上转，一个在感性的流水里淌，都打破常规。且看废明的《五祖寺》的结尾，何等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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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儿时的五祖寺其实乃与五祖寺毫不相干，然而我喜欢写五祖寺这个题目。我喜欢这个题目的原故，恐怕还因为五祖丰的归途，到现在我也总是记得五祖寺的归途，其实并没有记住什么，仿佛记得天气，记得路上有许多桥，记得沙子的路。一个小孩子，坐在车上，我记得他与大人们没有说话，他那么沉默着，喜欢过着木桥，这个木桥后来乃像一个影子的桥，它那么的没有缺点，永远的在一个路上。稍大读《西厢记》，喜欢“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两句，也便是唤起了五祖寺归途的记忆，不过小孩子的“残照”乃是朝阳的憧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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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也谈五祖和六祖，是远远地谈，淡淡地谈。他从佛教的理念讲到禅的内蕴，体悟到了理性不能解决的神秘的存在，而且也学会了对问题的多样性打量。从一看到二，二又分四或六，婉转起伏，绝没有线性因果的呆板。废名的文章是感性的九曲十折，张中行的作品乃理性的缠绕和盘诘。禅的存在被他借用成思想的容器。空与有，信与疑，生与灭，在他那里不是一个信仰上的问题，而是学问上的问题。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寂智指体，无念为宗”在他看来不是唯一的，世间还有另外的路可走。不过禅的意向对他也有很大的感召力，那就是不处于物扰的自由状态，以逆为顺。在无路的地方摆脱无路之苦。在更大的层面上说，张中行得到了非禅之禅，非乐之乐。有他的文章在，细读是能感受到的。与废名比，两人实在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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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狂人，大多是把己身的信仰夸大到极限的。只要认准了道路，就有排他的现象，真理在握，别人的存在是无所谓的。人有欲，欲也可升为精神现象，在思想上就表现为一种信仰的出现。思想者往往始于怀疑，而终于信仰的。可是在张中行这样的人那里，欲望下的信仰，大多是可疑的，怀疑乃思想之母，而能否归于信仰，那是另一回事。从他自己的经历看，许多归于了信仰的人，未必找到己身的快乐，时间老人对人类的嘲弄，有时就是这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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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罗素的影响，张中行成了怀疑主义者。促使这种怀疑意识演进的，还有康德的哲学。他年轻时也苦读过康德的书籍，后来集中的印象是，康德意识到了主体的有限性，人不能穷极无限的世界，用先验的主观的形式不可能把握无限变化的世界，于是进入悖论。这对他是终生的影响。《负暄续话·难得糊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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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北欧哲学家斯宾诺莎有这么个想法，人的最高享受是知天（他多用上帝，这里以意会）。他写了一些很值得钦仰的书，推想他会自信，他知了，所以已经获得最高的享受。许多人，国产的，如汉人的阴阳五行，宋人的太极图，等等，进口的，如旧约的上帝创造一切，柏拉图的概念世界，等等，都是斯宾诺莎一路，幻想自己已经独得天地之奥秘。对比之下，康德就退让一些，他知道以我们的理性为武器，还有攻不下的堡垒。根据越无知越武断，越有知越谦虚的什么规律，现代人有了看远的种种镜子，以及各种学和各种论，几乎是欲不谦虚欲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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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这在他看来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些，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大学教授和乡里之人，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分高低贵贱。因为在他眼里，从广大的宇宙的角度看，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人在生命的路上，都有困苦的相伴，谁也不能占据了所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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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就不去求知了么？也不是的。张中行认为，在人生的路上，要克服困难，走出愚昧，就不能不仰仗知识，从理性的光泽下找到合理的路。怀疑主义者，其实是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那就是在肯定知识的有用的同时，不把知识无限地夸大化。伟大的科学家和作家，当越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时，也警惕对知识万能的膜拜心理。爱因斯坦面对无限变化的世界时，常常慨叹自己的有限，在茫茫的宇宙间，我们知道的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和广延无边的世界比，人的力量是不足为道的。张中行多次讲到爱因斯坦，但从不说他的学问怎样高深，而强调这位科学家自己如何面对困惑。困惑对读书人而言，是必须正视的话题，智慧越高，困惑可能越高，在思想的路上，人都是没有终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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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也来源于人欲的表达。但欲望有时附加在知识与学说上，也会产生反知识的变态性。这是个大问题，不好解决。知识一旦和情欲的问题纠缠到一起，就会出现某种麻烦，一些常规也会被打乱的。比如婚外恋，在道德的知识谱系上看是不好的。可是一旦来到，在欲望的层面上抗不了，那就顺其而行，知识道德就成了空头的存在，只能从另一种层面来理解了。张中行喜欢引用古人的话，说嗜欲深者而天机浅。这是个悖论的话，其实勾勒出欲望与知识间的对应关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解决好这样的关系。在论述类似的问题时，他也流露出无奈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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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思想家的深度，是不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的选择眼光的。张中行的深就表现在日常行为判断里。记得有一年我有了调动工作的冲动，征求他的意见。他平静地说，其实天下的事差不多，要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后来我没有听他的话，终于换岗了。在遇到种种磨难后，想起他的话，是对的。欲望是无边的，而困顿是永久的。不论怎样选择，都可能成为对象的奴隶。鲁迅这样看，张中行也这样看，我们俗人就不是一下子认清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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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不清环境，许多时候是缘于对选择的事物和行为的信，即相信某种选择可以抵达彼岸。现代以来的文化思潮，信的力量总是大于疑的力量。在青年那里一直是个难解的话题。信仰有社会性的，有己身的、个人的。后者永远伴随着个体的选择。前者有时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是个文化环境的问题。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被各种信仰笼罩着，围绕此还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只是到了70年代后，怀疑的意识在知识界出现，对理想主义频频出击，空想的东西受挫，罗素和康德的理论才广被注意，这个理念总算被一些人接受了。张中行在30年代就坚信于此，意识到欲望是存在着陷阱的。要避免掉进陷阱里，也只能靠科学的理性，一边怀疑着，一边进取着，靠知识的力量行事。掌握好这个辩证的关系，是大难之事。他在这个难里，没有陷下去，而是绕了出来，从苍茫的夜色里看到了精神的曙光。那一代人，有许多是未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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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见到他不动声色地在街巷闲步，从容地在书房谈天说地的样子，就被那种超然的神色打动。他是经历了尘世的风风雨雨后，真切地意识到某些欲望的可笑的。可以行通的，便放它前行，不可的就限定起来，不让其在身边泛滥。虽然曾主张顺生，不逆行于世。可是在一些真的问题上，他是有自己的戒律的。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不能都看那些随顺自然的近于消极的意识，还要浏览到克己的超我的精神的闪光。我自己就是被他身上的这一闪光打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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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张中行在北京生活了七十余年，对北京的感受是特别的。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后大变，城里的基本格局被破坏了。加之文化的置换，与当年他记忆里的世界不同了。近代以来对北京的叙述一直罩在两个语境里。一是士大夫的，一是市井的。后来新学出现，文人的笔法由士的层面渐渐演化成京派的流彩。自周作人、废名步入文坛，京派叙述方式涌动，北京的被看与被描写，就有了新的姿态。老舍与周作人的写作方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市井的，一个是书斋里的，彼此没有什么交叉。看来是水火不同。这样的格局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几乎没有谁能超越这两种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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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张中行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上述两种叙述模式竟合流了，成了一体的存在。胡同里的烟火味与书斋里的学究气，掺杂在一起。古老文明的地气与黎民的声色，加之思想者的韵致都交织着，并无对峙的痕迹。他的特别性是，不是以老舍那种北京人自居叙述北京，而是把自己看成城里的过客，又没有苦雨斋群落的那种经院气息。他的经历是由乡村而古城，由学院到乡土，又由乡土至市井，常常是以布衣看客的角度浏览都市，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所说的京味与京派的交织，在底层生活里发现精神的高地，从古老的遗存中审视己身。北京在他的笔下，比学院派和京味作家的景象要更为驳杂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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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4年，北京日报社的副刊举办“京都神韵”的征文。我和友人向他约稿，文章很快就寄来了。题目为《北京的痴梦》，读者看了很喜欢，文字的背后是多维的生命的闪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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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一九三一年暑后到北京住，减去离开的三四年，时间也转完了干支纪年的一周。有什么可以称为爱或恶的感触么？未再思三思，就觉得可留恋的事物不少。此情是昔年早已有之。二十年代后半期，我在通县念师范，曾来北京，走的是林黛玉进京那条路，入朝阳门一直往西。更前行，穿过东四牌楼和猪市大街，进翠花胡同。出西口，往西北看，北京大学红楼的宏伟使我一惊。另一次的一惊是由银锭桥南往西走，远望，水无边，想不到城市里竟有这样金鱼山水画的地方。念师范，常规是毕业后到外县甚至乡镇去当孩子王，所以其时看北京就如在天上，出入北大红楼，定居后海沿岸，是梦中也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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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好处在哪里呢？他的感受是内在的。表面上和别人很像，实质却是另一个样子。他的文章说，北京的吸引自己，一是文化空气浓，二是历史旧迹多，三是富有人情味，四是衣食住的可心。文章的口吻是历史老人的苍凉，语气是从时光的洞穴里流淌出来的。帝京的景物，在士大夫眼里是一种样子，在平民眼里又是一种样子。张中行自然属于后者。他厌恶皇宫里的什物，对贵族的存在也无恋意。他的描述带有身体的体味，是心里的烙印的集合，剔去了一切外在观念的暗示。北京的好处是平民能够自己找乐，在繁复的街巷里觅一块静地。街市是吵嚷的，他不喜欢吵嚷。市民里也有暗区，那对他而言是一个空白，并无什么记忆。他是个在文章里惦记好事情的人，坏的记忆不太愿讲。所以北京美丽的一面在他眼里一直多于丑陋的一面，尽管不快的记忆是那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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