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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巷深深院，墙头枣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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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小院，近些年都是住在楼里梦想的。能实现吗？显然，除非是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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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非人力所能左右，于是我转而投身于白日梦。又于是我就真有了一个小院，离城根不远，因而可以听到城外丛林的鸟叫。院内房不是四合，为的实地多，可以容纳两三棵枣树。不能种丁香和海棠吗？老北京，小门小户，要是枣树，深秋树上变红，才对。当然，不能少个女主人，《浮生六记》陈芸那样的，秀丽、多情，而且更多有慧。这之后，我的拙句“丁香小院共黄昏”改为“枣树小院共黄昏”，幻想就可以成为现实。说到此有人不免要窃笑，说书呆子的呆竟发展为疯，可怜可叹。但我亦有说焉，是有言在先，乃白日梦，自己也知道必不能实现，不能实现而仍想说，也只是因为，对于昔年的北京生活，实在舍不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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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不断演进的古城，一个是七十余年不变的故都寒士。在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他的存在几乎被人们漠视了。有时读着他的文章，见到还有这样一个远离世俗的思考者，便惊奇地想：社会的进化，固然需要剧烈的冲突和变革，但如果没有那些精神的静观者的存在，忽略了物我之际的追思，为灵魂的有无的纠葛，我们的生活变得粗糙是一定的了。历史像是开了个玩笑，当年激越的精神群落，后来的存在不幸进入了历史看者的预言里。多余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最不多余的。那个曾经被荒漠化了的存在，因为有了未被搅扰的精神湿地的存在，我们终于可以呼吸到爽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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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在政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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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女性，有些在艺术领域达到的成就，不比男子们差。茅盾就曾惊叹于冰心、庐隐的作品，以为写出了国人的真魂。这些在文学史里都很重要，研究她们的人渐渐多了。女性作家的特点是，游离在一些沙龙之外，许多是单兵写作，不太热衷于党派文学。即如丁玲、萧红，也是在政治中出出进进，不是她们寻找政治，而是政治在寻找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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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学史家在选择她们时，是有政治的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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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存在，就曾使左翼的文学史家感到为难。许多年间，没有什么教材谈及她。后来夏志清的小说史的观点陆续传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其存在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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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师高擎州在辽宁大学讲张爱玲，我却因故没有去听。许多年间对张氏的作品毫无所知，对她与她所在的海派文人，多有隔膜。后来在鲁迅博物馆的藏书库看到我国台湾的出版物，上有张爱玲的照片和手迹，便有了好奇之心。她原来还能绘画，笔下的线条灵动起来，那么传神的样子，想来文章一定不错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我去北戴河，白天在一家书铺里看到张爱玲的散文集，便买下来一气读过，竟有未料的惊异。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读她的文字。待到接触她的小说，每每有快意所在。文学史的另一种味道出来，以至感到无从点评。心想，张爱玲的存在，让我们后来的许多文人感到文字的尴尬。虽然对其价值走向亦有不适的感觉，但她却使我们看到了民国女性的另一种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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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已成了文学史必谈的人物，她死后在内地持续走红，连她自己生前也未必料到。批评她的文章说其老朽与刻薄，欣赏者则捧之如星月。我看过许多关于她的描述，印象深的还是她的前夫胡兰成的文字，胡氏曾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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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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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价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级。她又象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今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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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她的人，对其行踪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把她本人和小说的气味一体化的看法。由于胡兰成在日伪时期的不良表现，也波及人们对张爱玲的看法。这也增加了其另类的色彩。加之她个性里的冷色过多，同代对其有兴趣的批评家，一直甚少。而后来大学的女生对其文本的痴迷，则让老一代的学人有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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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小说家中，她是一个意外的存在。当知识界泾渭分明地述说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张爱玲却把灰色与无望展示给了我们。不那么革命，不那么遗老气，是另类的姿态。我们用苏俄的理论似乎不好去描述她，而以旧式文学的模式套她的思想，也难得其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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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族显赫，祖父张伯伦、外祖父李鸿章都是近代史的大人物。到了她的父母这一辈，灰色的东西多了，先前的显赫也与其无关，倒是有了另外的沉重。她的父母关系不和，加之曾受过父亲的虐待，她早期的精神就缠上了忧戚之调。她后来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人，还不如说为己更为合适。印象里是，她一个人把其家族的几代不幸都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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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自述里，能够感受到她与政治的隔膜。她的前辈的政治选择，于她不过记忆里的影子，自己并无兴趣。至于胡兰成的为人之道，也并非没有被省察到。她的孤独感和丰富的内觉，造成一种远离社会政治话语的语序。那些敏感的文字，比冰心、庐隐丝毫不差。“五四”的女性，当写到己身的不幸和环境的险恶时，笔锋的背后有启蒙的或个性解放的呼唤。在悲哀之后有一种出走的希望，这是一代女子的梦想。但是我们在张爱玲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无望之苦。精神缠绕在无爱的寒夜，而趣味又非象牙塔里的，市井的气味也流动其间。也就是说，她绕过了政治，直接进入市井的世界，而气质里残留着贵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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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有一部分是为了消遣才到文坛上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有大众的意味，是民众审美的代言，读者之众，已从发行量里可以看到。张爱玲走进文坛，就在这个舞台上，她在《紫罗兰》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有一点旧小说气，口味是市民的，但那是大户人家的闭锁的门内的恩恩怨怨，乃没落的家族的一丝残照，夹着苍凉的意味。高贵的叙述口吻里的不高贵的故事，读者在此生出好奇，扑面的是华贵之影，吸进的是丝丝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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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第一次看到她的小说，忽觉眼亮，那是久违的感觉，似乎只有曹雪芹的小说才有几分这样的味道，那作品的底色好像从曹氏那里飘来，又多了几许现代的洋味。光是这洋味，就有古人不及的地方，自然成了现代大众的宠儿。周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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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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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多是上海、香港两地凡人的琐事，没有什么大的叙事，家常的记录，生死之迹，且写得阴风习习，彻骨的凄凉。她的文字极为敏感，刻刀般切入我们的肌体里，不免有被割痛的感觉。较之上海滩上的小报里的作品，张氏之作有着不可接近的孤傲，以及那远离凡俗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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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翻译家傅雷很快就发现了。他对张氏文本的精到的解读，代表了相当的读者的看法。海派的文学，不都是小报里的趣味，也有人生哲学的另一类书写。人不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内在的不可理喻性与残忍性，可能更含有人的本质。张爱玲是这样的残酷生活的拷问者，在天才的闪光之后，也把阴郁、刻毒的残影刻在了词语之间。她身后的毁誉不同的评价，已证明了其生命体悟里所隐含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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