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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在政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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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女性,有些在艺术领域达到的成就,不比男子们差。茅盾就曾惊叹于冰心、庐隐的作品,以为写出了国人的真魂。这些在文学史里都很重要,研究她们的人渐渐多了。女性作家的特点是,游离在一些沙龙之外,许多是单兵写作,不太热衷于党派文学。即如丁玲、萧红,也是在政治中出出进进,不是她们寻找政治,而是政治在寻找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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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学史家在选择她们时,是有政治的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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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存在,就曾使左翼的文学史家感到为难。许多年间,没有什么教材谈及她。后来夏志清的小说史的观点陆续传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其存在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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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师高擎州在辽宁大学讲张爱玲,我却因故没有去听。许多年间对张氏的作品毫无所知,对她与她所在的海派文人,多有隔膜。后来在鲁迅博物馆的藏书库看到我国台湾的出版物,上有张爱玲的照片和手迹,便有了好奇之心。她原来还能绘画,笔下的线条灵动起来,那么传神的样子,想来文章一定不错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我去北戴河,白天在一家书铺里看到张爱玲的散文集,便买下来一气读过,竟有未料的惊异。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读她的文字。待到接触她的小说,每每有快意所在。文学史的另一种味道出来,以至感到无从点评。心想,张爱玲的存在,让我们后来的许多文人感到文字的尴尬。虽然对其价值走向亦有不适的感觉,但她却使我们看到了民国女性的另一种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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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已成了文学史必谈的人物,她死后在内地持续走红,连她自己生前也未必料到。批评她的文章说其老朽与刻薄,欣赏者则捧之如星月。我看过许多关于她的描述,印象深的还是她的前夫胡兰成的文字,胡氏曾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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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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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价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级。她又象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今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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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她的人,对其行踪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把她本人和小说的气味一体化的看法。由于胡兰成在日伪时期的不良表现,也波及人们对张爱玲的看法。这也增加了其另类的色彩。加之她个性里的冷色过多,同代对其有兴趣的批评家,一直甚少。而后来大学的女生对其文本的痴迷,则让老一代的学人有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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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小说家中,她是一个意外的存在。当知识界泾渭分明地述说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张爱玲却把灰色与无望展示给了我们。不那么革命,不那么遗老气,是另类的姿态。我们用苏俄的理论似乎不好去描述她,而以旧式文学的模式套她的思想,也难得其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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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族显赫,祖父张伯伦、外祖父李鸿章都是近代史的大人物。到了她的父母这一辈,灰色的东西多了,先前的显赫也与其无关,倒是有了另外的沉重。她的父母关系不和,加之曾受过父亲的虐待,她早期的精神就缠上了忧戚之调。她后来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人,还不如说为己更为合适。印象里是,她一个人把其家族的几代不幸都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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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自述里,能够感受到她与政治的隔膜。她的前辈的政治选择,于她不过记忆里的影子,自己并无兴趣。至于胡兰成的为人之道,也并非没有被省察到。她的孤独感和丰富的内觉,造成一种远离社会政治话语的语序。那些敏感的文字,比冰心、庐隐丝毫不差。“五四”的女性,当写到己身的不幸和环境的险恶时,笔锋的背后有启蒙的或个性解放的呼唤。在悲哀之后有一种出走的希望,这是一代女子的梦想。但是我们在张爱玲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无望之苦。精神缠绕在无爱的寒夜,而趣味又非象牙塔里的,市井的气味也流动其间。也就是说,她绕过了政治,直接进入市井的世界,而气质里残留着贵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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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有一部分是为了消遣才到文坛上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有大众的意味,是民众审美的代言,读者之众,已从发行量里可以看到。张爱玲走进文坛,就在这个舞台上,她在《紫罗兰》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有一点旧小说气,口味是市民的,但那是大户人家的闭锁的门内的恩恩怨怨,乃没落的家族的一丝残照,夹着苍凉的意味。高贵的叙述口吻里的不高贵的故事,读者在此生出好奇,扑面的是华贵之影,吸进的是丝丝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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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第一次看到她的小说,忽觉眼亮,那是久违的感觉,似乎只有曹雪芹的小说才有几分这样的味道,那作品的底色好像从曹氏那里飘来,又多了几许现代的洋味。光是这洋味,就有古人不及的地方,自然成了现代大众的宠儿。周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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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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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多是上海、香港两地凡人的琐事,没有什么大的叙事,家常的记录,生死之迹,且写得阴风习习,彻骨的凄凉。她的文字极为敏感,刻刀般切入我们的肌体里,不免有被割痛的感觉。较之上海滩上的小报里的作品,张氏之作有着不可接近的孤傲,以及那远离凡俗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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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翻译家傅雷很快就发现了。他对张氏文本的精到的解读,代表了相当的读者的看法。海派的文学,不都是小报里的趣味,也有人生哲学的另一类书写。人不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内在的不可理喻性与残忍性,可能更含有人的本质。张爱玲是这样的残酷生活的拷问者,在天才的闪光之后,也把阴郁、刻毒的残影刻在了词语之间。她身后的毁誉不同的评价,已证明了其生命体悟里所隐含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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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内地还没有出全她的文集,那原因是她涉及敏感的话题,无意间也有了政治性。张爱玲的小说不多,却足以和同代人抗衡。这个天赋颇好的女子,所写的文字多是家长里短的存在,无聊的生活里的无聊人与事,而主旨却是正经的。她的许多作品唤出了神秘的家族内可怖的魔影,告诉我们社会空气里的元素。读她的书,才知道老中国的不可救药,人性的不可救药。一面也留下值得珍视的遗存。那些与人相关的色彩、旋律,还有飘忽不定的气味,才可以看到没有利害的存在的好玩之处。割舍不了的人间,仿佛就在此处。她犹如一个社会的诊脉者,只冷冷地告诉我们躯体里的病灶,却没有写出药方。于是我们感到她的残忍。但细细一看,她对自己的疾苦,也从未有过出离的办法。这时候方为之释然,在路消失的地方,睁着眼睛看出盲点的人,比筑路者的价值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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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早期作品幽暗而寂寞,也差不多成了一生的艺术实践的高峰。《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映现的都是爱情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左翼作家式的抱怨,似乎都是社会之恶。张爱玲看到的多是人性的弱点,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稀少的。作者对人性的描摹,十分耐心,很有东方的意蕴,但却渲染出东方文明中可怕的一幕。美诞生于斯,恶也流溢其间,我们由此感受到所置身的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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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炉香》写一个上海的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春假时借住在姑母家。姑母早年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阔人,家境颇好。薇龙在其处参加了大量晚会、茶会、音乐会、牌局。姑母梁太太喜欢弄人,在香港富人中寻求虚荣心的满足。薇龙在梁家认识了混血青年乔琪,这青年有些花花公子气,劣态多多,但还是与其结为百年之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一波三折,对香港殖民地气的生活有入木三分的把握,人的空幻之感与精神的无趣,都木刻般印在纸上。主人公很敏感、自私,且颇有个性。当遇到醋意的时候,天性里的怨恨流露无余,显得异常真实。在这里,家庭生活为一种豪华下的阴险所罩,人的无聊和无趣的一面触目可叹。我们阅读这个故事,感受到了作者的冷意的眼光下的审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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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爱情,多是悲剧,她对女性内心的理解是在一般人的感觉之外的天意的投影。《第二炉香》一开篇,就是出奇的情节,新婚的愫细和丈夫罗杰一开始就在一种情感的错位里。愫细一家人不幸的婚姻与她自己的脆弱的感情,导致了生活的畸形之状。《茉莉香片》的丹朱与传庆的感情的错位,也给人一种荒诞的感受。人要理解他人,真的不易,生命中可如意者,也十分有限。在香港这个奇怪的地方,生命的天地实在太狭窄了。张爱玲作品对男女之情的把握,是本然的剖示,绝不停留在幻象之中,在《琉璃瓦》、《连环套》诸作品里,都市人的婚恋,可笑而可怕,小说所涉猎的人情世故,把老中国儿女的魂魄,活生生点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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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式社会的豪华、典雅之后,是无量的悲苦的人生,张爱玲觉得这个人生的可怜。而上海这个地方,照例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在现代的繁华里,孤寂、无聊的人生又何其之多。她在面对上海的人与事时所显示的美学精神,与“五四”文人的热情不同,和海派的喧嚷不同,另一种镜头下的生生死死,同样有认知王国里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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