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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第一次看到她的小说,忽觉眼亮,那是久违的感觉,似乎只有曹雪芹的小说才有几分这样的味道,那作品的底色好像从曹氏那里飘来,又多了几许现代的洋味。光是这洋味,就有古人不及的地方,自然成了现代大众的宠儿。周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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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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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多是上海、香港两地凡人的琐事,没有什么大的叙事,家常的记录,生死之迹,且写得阴风习习,彻骨的凄凉。她的文字极为敏感,刻刀般切入我们的肌体里,不免有被割痛的感觉。较之上海滩上的小报里的作品,张氏之作有着不可接近的孤傲,以及那远离凡俗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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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翻译家傅雷很快就发现了。他对张氏文本的精到的解读,代表了相当的读者的看法。海派的文学,不都是小报里的趣味,也有人生哲学的另一类书写。人不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内在的不可理喻性与残忍性,可能更含有人的本质。张爱玲是这样的残酷生活的拷问者,在天才的闪光之后,也把阴郁、刻毒的残影刻在了词语之间。她身后的毁誉不同的评价,已证明了其生命体悟里所隐含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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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内地还没有出全她的文集,那原因是她涉及敏感的话题,无意间也有了政治性。张爱玲的小说不多,却足以和同代人抗衡。这个天赋颇好的女子,所写的文字多是家长里短的存在,无聊的生活里的无聊人与事,而主旨却是正经的。她的许多作品唤出了神秘的家族内可怖的魔影,告诉我们社会空气里的元素。读她的书,才知道老中国的不可救药,人性的不可救药。一面也留下值得珍视的遗存。那些与人相关的色彩、旋律,还有飘忽不定的气味,才可以看到没有利害的存在的好玩之处。割舍不了的人间,仿佛就在此处。她犹如一个社会的诊脉者,只冷冷地告诉我们躯体里的病灶,却没有写出药方。于是我们感到她的残忍。但细细一看,她对自己的疾苦,也从未有过出离的办法。这时候方为之释然,在路消失的地方,睁着眼睛看出盲点的人,比筑路者的价值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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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早期作品幽暗而寂寞,也差不多成了一生的艺术实践的高峰。《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映现的都是爱情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左翼作家式的抱怨,似乎都是社会之恶。张爱玲看到的多是人性的弱点,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稀少的。作者对人性的描摹,十分耐心,很有东方的意蕴,但却渲染出东方文明中可怕的一幕。美诞生于斯,恶也流溢其间,我们由此感受到所置身的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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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炉香》写一个上海的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春假时借住在姑母家。姑母早年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阔人,家境颇好。薇龙在其处参加了大量晚会、茶会、音乐会、牌局。姑母梁太太喜欢弄人,在香港富人中寻求虚荣心的满足。薇龙在梁家认识了混血青年乔琪,这青年有些花花公子气,劣态多多,但还是与其结为百年之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一波三折,对香港殖民地气的生活有入木三分的把握,人的空幻之感与精神的无趣,都木刻般印在纸上。主人公很敏感、自私,且颇有个性。当遇到醋意的时候,天性里的怨恨流露无余,显得异常真实。在这里,家庭生活为一种豪华下的阴险所罩,人的无聊和无趣的一面触目可叹。我们阅读这个故事,感受到了作者的冷意的眼光下的审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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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爱情,多是悲剧,她对女性内心的理解是在一般人的感觉之外的天意的投影。《第二炉香》一开篇,就是出奇的情节,新婚的愫细和丈夫罗杰一开始就在一种情感的错位里。愫细一家人不幸的婚姻与她自己的脆弱的感情,导致了生活的畸形之状。《茉莉香片》的丹朱与传庆的感情的错位,也给人一种荒诞的感受。人要理解他人,真的不易,生命中可如意者,也十分有限。在香港这个奇怪的地方,生命的天地实在太狭窄了。张爱玲作品对男女之情的把握,是本然的剖示,绝不停留在幻象之中,在《琉璃瓦》、《连环套》诸作品里,都市人的婚恋,可笑而可怕,小说所涉猎的人情世故,把老中国儿女的魂魄,活生生点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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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式社会的豪华、典雅之后,是无量的悲苦的人生,张爱玲觉得这个人生的可怜。而上海这个地方,照例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在现代的繁华里,孤寂、无聊的人生又何其之多。她在面对上海的人与事时所显示的美学精神,与“五四”文人的热情不同,和海派的喧嚷不同,另一种镜头下的生生死死,同样有认知王国里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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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写作里,《倾城之恋》与《金锁记》可谓代表之作。这里可以看出她的读人之深,以及视角的独特。这两篇作品都在写婚姻大事,却没有任何光量,气氛是压抑的,即使有诸多豪华的现代生活的点缀,却无法让人兴奋起来,好像被抛入黑暗之所,只能于苦海里聊度残日。无光的世界,要求得一丝暖意,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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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本是有过失意的婚姻的人,在上海的家里过着一种压抑的生活。后来去香港认识了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两人便相爱起来。白流苏的父亲是个赌徒,搞得倾家荡产,她小时候就在一种不快的环境中长大,自然有许多创伤。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见到白流苏时已经颇有沧桑之感了。这个在外浪荡多年的青年,在女人面前是一个老手,说话里暗含着余音。流苏对他也是复杂的感受,爱的背后,还有自己的私利。张爱玲描绘男女间的情感,多以对话为之,彼此的心绪都在语调与词组中流出来。比如挑逗,比如吃醋,比如暗算,都栩栩如生,连彼此的脉息都被传递出来。情感一旦有了世俗意识进来,就有游戏的地方,甚至彼此的博弈。他们知道对方的心意,也知道各自的背景,就有惺惺相惜的味道。范柳原与白流苏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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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苏叹道:“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早就该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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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体验多了的人,对人情世故不免敏感。张爱玲写人的爱情,不是童话式的,早就经历了沧海桑田,故一切都不过演戏,只是演的真与假不同而已。《倾城之恋》的好处是写了两个俗人的真心的博弈和感情发展的逻辑。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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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图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臭地回家来了,显然是没有得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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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选择了范柳原,有感情的因素,自然也有家庭矛盾的压力,不过是找一个避风港口。如果不是战乱,范柳原要是远走高飞到外国,他们的爱情还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恰因为路已堵死,便有了婚姻的可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张爱玲对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倒出了内心的苦水。人的可怜与可笑,世间发生的太多,而记录的少而又少。这是巨变时代的小人物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内容。作者写它,略抒己意,在人间的地图上多了一幅黯淡的图卷,其中的情趣,也可聊搏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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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张爱玲看人看事,眼光冷冷的,绝不施舍光明,廉价的情感是不谈的。她熟悉都市大家族的生活,知道他们怎样内斗,怎样弄权,怎样害人,人性阴暗处无所不在。她在文字里构建的人生图景,没有神异的灵光,人像是传染了疾病,都在悲剧里出出进进。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全篇的人物都是畸形的,可怕的人心,缠绕身体的疾苦,都在命运里交织,苦楚之气,遍布公馆,连一点活人的快慰也没有的。小说的主人公七巧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过着死人般的生活,她因此成了公馆里的有功之人。因为性情暴躁,爱情的空白,性情与常人大异,刻毒、多疑、刚愎自用都有。在公馆里,七巧爱上了丈夫的三弟姜季泽,可三弟的为人与做事,都不堪入目,也是不争气的男人,他们的爱除了收获罪过,结果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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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写家庭生活的不幸,对母亲是有所疼爱的,觉得女性是家族制的牺牲品,很少鞭笞她们的自私与贪婪。张爱玲写《金锁记》,完全颠覆了一般作家的感受,把人性最不可思议的一面暴露给世人。七巧可以说是在恶的环境里滋生出的怪人,她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已非母爱可以解释,完全是阴狠的长者。她的儿子长白的婚姻,被其搅得不得安宁,而女儿长安的爱情,也被其破坏。因为自己生活的变态,她无法忍受子女正常的生活,以奴役的方式无情地折磨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不得喘息。七巧在魔窟般的姜公馆染了自私、自大、敌视他人的习惯,也把这些推及世人。她怀疑别人,总以最坏的心推算他人的选择,结果与周围格格不入,不仅自己毫无友情,也无情地摧残了自己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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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评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恳,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于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这个观点,能够看出与左翼文化不同的思路,张爱玲在左翼之外,另辟蹊径,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不可小视。在她那里,古典小说的传统与西洋的技巧很自然地汇于一处,没有丝毫的做作。因为对人生的绝望,故以超俗之笔寻一自己的园地,又能于空幻之处得以以自制的彩笔,绘各类人生,赋予无趣之生活以趣事,那就多了大作家的气象。她的超时空的漫笔,直通人类的宿命之域,千百年风水轮转,不变的是人性的有限性。张爱玲对此的体悟,与晚清的思想家比,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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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自对自己家庭的记忆。她早期的不快的生活,都影响了后来的创作。在她眼里,父辈的不幸婚姻,大约要影响到后代,人总要背负着前人的罪过在颠簸的路上。上辈的鬼气,也要传染到青年那里,如此反复,轮回不已。《金锁记》如此,《茉莉香片》也这样。在《茉莉香片》那里,好像有曹禺剧本的影子,人在家庭的宿命里苟活而无价值。小说写了一个失败感很强的青年学子传庆,他父辈的婚姻不幸,导致他与继母及父亲的不和。而自己的老师曾是生母当年的恋人,现在他又和老师的女儿丹朱同班,且爱上了丹朱。传庆是个没有男子汉气的弱男子,女性化的倾向和内倾的性格,使其与环境难以适应。喜爱的女孩原来并不爱自己,那打击是沉重的。家庭环境的失调,读书的失败,爱情的受挫,使传庆陷于绝境。这苦楚的命运,有作者的生命观的影子,比郁达夫的压抑的爱情小说更为忧郁和沉重。她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其实就是看到了那无所不在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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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面对这些悲剧的时候,她更带几分自己记忆的投影。这也限制了她的作品的格局。总在公馆与校园里往返回旋,在狭窄之中逼人难以喘息。但是我们在此能够耐心咀嚼词语的片断,又觉得那文字之好,乃因为作者的文本外的功夫。她在不幸里还拥有无数深切的幽思,那是使作品不再僵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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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看》里的诸多小说,远远地看着世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经历,真是一幅人间风俗图。但那图多是畸形的存在,看了令人气闷,这有作者的毒眼,把凡俗里的污浊写尽。《连环套》写一个嫁过三次的女子霓喜的人生,毫无诗意的婚恋与日子,和无数可怜时光纠葛在一起。霓喜14岁被养母送到印度人雅赫雅绸缎店里,不久为老板生了两个孩子。她起初在家中没有地位,却争得了身份。因为性情刚烈,又蛮不讲理,劣态渐渐生出。后来与雅赫雅大打出手,离家而去。不久嫁给同春堂老板窦尧芳,又生了两个孩子。此间与同春堂的伙计崔玉茗关系暧昧,可却未得到真的感情。窦尧芳死后,她又嫁给了汤姆生。三次婚姻,伴随的都是暗斗、争爱、利益之争。霓喜脾气暴烈,善与人斗,且心狠手辣。她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暗,“老头子骗了她,年轻的骗了她,她没有钱,也没有爱”。在香港这个五胡杂陈的地方,人间之道险恶,她也成了这险恶的连环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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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家写人间的那些闲事、琐事,竟吝啬自己的爱怜的笔墨,却以无温度的笔把玩他们的存在,显得老到从容,远远地看着那些生死之间的人生,同情与悲悯是淡淡的,多的是大的暗影。人间的恐惧四伏,几无爱意,写那些小人物的烦琐的人生,倒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希望。人在黑夜里,只能以黑色包围他人,也包围自己。太阳的热度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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