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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本是有过失意的婚姻的人，在上海的家里过着一种压抑的生活。后来去香港认识了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两人便相爱起来。白流苏的父亲是个赌徒，搞得倾家荡产，她小时候就在一种不快的环境中长大，自然有许多创伤。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见到白流苏时已经颇有沧桑之感了。这个在外浪荡多年的青年，在女人面前是一个老手，说话里暗含着余音。流苏对他也是复杂的感受，爱的背后，还有自己的私利。张爱玲描绘男女间的情感，多以对话为之，彼此的心绪都在语调与词组中流出来。比如挑逗，比如吃醋，比如暗算，都栩栩如生，连彼此的脉息都被传递出来。情感一旦有了世俗意识进来，就有游戏的地方，甚至彼此的博弈。他们知道对方的心意，也知道各自的背景，就有惺惺相惜的味道。范柳原与白流苏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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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苏叹道：“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早就该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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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体验多了的人，对人情世故不免敏感。张爱玲写人的爱情，不是童话式的，早就经历了沧海桑田，故一切都不过演戏，只是演的真与假不同而已。《倾城之恋》的好处是写了两个俗人的真心的博弈和感情发展的逻辑。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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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图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臭地回家来了，显然是没有得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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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选择了范柳原，有感情的因素，自然也有家庭矛盾的压力，不过是找一个避风港口。如果不是战乱，范柳原要是远走高飞到外国，他们的爱情还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恰因为路已堵死，便有了婚姻的可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张爱玲对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倒出了内心的苦水。人的可怜与可笑，世间发生的太多，而记录的少而又少。这是巨变时代的小人物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内容。作者写它，略抒己意，在人间的地图上多了一幅黯淡的图卷，其中的情趣，也可聊搏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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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张爱玲看人看事，眼光冷冷的，绝不施舍光明，廉价的情感是不谈的。她熟悉都市大家族的生活，知道他们怎样内斗，怎样弄权，怎样害人，人性阴暗处无所不在。她在文字里构建的人生图景，没有神异的灵光，人像是传染了疾病，都在悲剧里出出进进。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全篇的人物都是畸形的，可怕的人心，缠绕身体的疾苦，都在命运里交织，苦楚之气，遍布公馆，连一点活人的快慰也没有的。小说的主人公七巧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过着死人般的生活，她因此成了公馆里的有功之人。因为性情暴躁，爱情的空白，性情与常人大异，刻毒、多疑、刚愎自用都有。在公馆里，七巧爱上了丈夫的三弟姜季泽，可三弟的为人与做事，都不堪入目，也是不争气的男人，他们的爱除了收获罪过，结果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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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写家庭生活的不幸，对母亲是有所疼爱的，觉得女性是家族制的牺牲品，很少鞭笞她们的自私与贪婪。张爱玲写《金锁记》，完全颠覆了一般作家的感受，把人性最不可思议的一面暴露给世人。七巧可以说是在恶的环境里滋生出的怪人，她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已非母爱可以解释，完全是阴狠的长者。她的儿子长白的婚姻，被其搅得不得安宁，而女儿长安的爱情，也被其破坏。因为自己生活的变态，她无法忍受子女正常的生活，以奴役的方式无情地折磨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不得喘息。七巧在魔窟般的姜公馆染了自私、自大、敌视他人的习惯，也把这些推及世人。她怀疑别人，总以最坏的心推算他人的选择，结果与周围格格不入，不仅自己毫无友情，也无情地摧残了自己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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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评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恳，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于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这个观点，能够看出与左翼文化不同的思路，张爱玲在左翼之外，另辟蹊径，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不可小视。在她那里，古典小说的传统与西洋的技巧很自然地汇于一处，没有丝毫的做作。因为对人生的绝望，故以超俗之笔寻一自己的园地，又能于空幻之处得以以自制的彩笔，绘各类人生，赋予无趣之生活以趣事，那就多了大作家的气象。她的超时空的漫笔，直通人类的宿命之域，千百年风水轮转，不变的是人性的有限性。张爱玲对此的体悟，与晚清的思想家比，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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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自对自己家庭的记忆。她早期的不快的生活，都影响了后来的创作。在她眼里，父辈的不幸婚姻，大约要影响到后代，人总要背负着前人的罪过在颠簸的路上。上辈的鬼气，也要传染到青年那里，如此反复，轮回不已。《金锁记》如此，《茉莉香片》也这样。在《茉莉香片》那里，好像有曹禺剧本的影子，人在家庭的宿命里苟活而无价值。小说写了一个失败感很强的青年学子传庆，他父辈的婚姻不幸，导致他与继母及父亲的不和。而自己的老师曾是生母当年的恋人，现在他又和老师的女儿丹朱同班，且爱上了丹朱。传庆是个没有男子汉气的弱男子，女性化的倾向和内倾的性格，使其与环境难以适应。喜爱的女孩原来并不爱自己，那打击是沉重的。家庭环境的失调，读书的失败，爱情的受挫，使传庆陷于绝境。这苦楚的命运，有作者的生命观的影子，比郁达夫的压抑的爱情小说更为忧郁和沉重。她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其实就是看到了那无所不在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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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面对这些悲剧的时候，她更带几分自己记忆的投影。这也限制了她的作品的格局。总在公馆与校园里往返回旋，在狭窄之中逼人难以喘息。但是我们在此能够耐心咀嚼词语的片断，又觉得那文字之好，乃因为作者的文本外的功夫。她在不幸里还拥有无数深切的幽思，那是使作品不再僵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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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看》里的诸多小说，远远地看着世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经历，真是一幅人间风俗图。但那图多是畸形的存在，看了令人气闷，这有作者的毒眼，把凡俗里的污浊写尽。《连环套》写一个嫁过三次的女子霓喜的人生，毫无诗意的婚恋与日子，和无数可怜时光纠葛在一起。霓喜14岁被养母送到印度人雅赫雅绸缎店里，不久为老板生了两个孩子。她起初在家中没有地位，却争得了身份。因为性情刚烈，又蛮不讲理，劣态渐渐生出。后来与雅赫雅大打出手，离家而去。不久嫁给同春堂老板窦尧芳，又生了两个孩子。此间与同春堂的伙计崔玉茗关系暧昧，可却未得到真的感情。窦尧芳死后，她又嫁给了汤姆生。三次婚姻，伴随的都是暗斗、争爱、利益之争。霓喜脾气暴烈，善与人斗，且心狠手辣。她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暗，“老头子骗了她，年轻的骗了她，她没有钱，也没有爱”。在香港这个五胡杂陈的地方，人间之道险恶，她也成了这险恶的连环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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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家写人间的那些闲事、琐事，竟吝啬自己的爱怜的笔墨，却以无温度的笔把玩他们的存在，显得老到从容，远远地看着那些生死之间的人生，同情与悲悯是淡淡的，多的是大的暗影。人间的恐惧四伏，几无爱意，写那些小人物的烦琐的人生，倒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希望。人在黑夜里，只能以黑色包围他人，也包围自己。太阳的热度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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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爱玲在绝望的边上，也点化了诸多诗趣；惊恐的镜头里，也有美丽的影子飘来，给我们诸多的惊喜。虽然厌恶人性的阴暗之所，但却对日常性的存在颇感兴趣，色彩、音响、民风、习俗，都被其收入笔下，有着自己的趣味。那些悲剧的故事所以值得久久咀嚼，乃因为作者对人性相关的器物、服饰、饮食、乐曲的描绘有滋有味。她对那些物的存在的趣味，含有爱意，不像对人那样挑剔和失望。作者写上海的繁华之景，香港的山与海，都有画家的笔意，刹那间的美，为惊艳之笔所录，给人刻骨的感受。即使描写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每每涉及现代意味的存在，不免多几许闲笔，去留意那些刺眼的什物。这大约可以带来感官的享受，刺激自己从乏味之处解脱片刻。她自己介绍说：“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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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个出色的文体家。她写小说，还在曹雪芹的影子里，散文则完全放开来了。我们看她写的《谈女人》、《诗与胡说》、《谈画》、《谈音乐》、《忆胡适之》，乃文章中的极品，完全可以和周作人、废名媲美。她的文章，有画家的感觉，素描的本领高于别人，仅仅几笔，人物便跃然纸上。涉猎人间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冷峻和小说家的聪慧都有。那些不温不火的表达，背后有幽深的东西，轻描淡写之间，意外的哲思飘然到来，悟道的玄机均在，是有深意的。张爱玲的文章不是作文的那类，而像是谈天，一切仿佛在不经意之间。但古典的静谧和现代的忧伤都含在词语之中，我们读出一种解世的悟性，仿佛庙宇里飘出的香烟，缭绕着一个旧梦。她的叙述，有点无所谓的样子，却还原了我们周围的空气，好像把我们人间的本然的一面拖出，我们因此念之、怀之，略带一丝哀矜。她不是怨怼什么，而是可怜我们大家，当然也有她自己。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在转瞬即逝的时光里，人类能做到的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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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多是讲究一点套路的，后来产生了各种“腔”。张爱玲没有这些，她没有什么派别，亦未加入什么团体，自己写的，就是心灵深处的东西。我看她的书，觉得这个人是宁静的、傲视天下的独行者。她也有悲悯，但没有底层人的寒碜感，那就有几分顾影自怜的样子了。她读人的时候，很是刻毒，连灵魂后的影子也不放过，将阴暗的东西一并钩出，也够得上是灵魂的审判者了。让人难忘的是，作者写身边的人物，就那么从容，不冷不热，而深意在焉。看作者笔下的世界，都平静得很，没有感情的燃烧。张爱玲将己身之苦，都隐到了人物与霓虹灯的后面，以至于我们抓不到她的思绪。作家做到此点，便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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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的诸多文章，也偶能见到其内心柔和、暖意的文字，比如《我看苏青》、《姑姑语录》、《忆胡适之》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她对苏青的理解里，是温情的，而谈及姑姑的思想，暗中佩服的时候又多了亲情。这些和她的小说里的凄凉、绝望全不相同，能够窥出体贴他人的爱意。在众多谈人的文章里，《忆胡适之》写得颇为感人。张爱玲对人的温和的素描的文章不多，独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也许都是漂泊者的原因。她的文章的冷气在这里隐去，趣味在此再次显示出魅力来。我们知道，她的作品遇到人性里的问题，讽刺的地方居多，轻松的文字却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上。谈吃，讲风俗，就颇多味道。这个笔法，也用到此文中。作者对文人批评的时候居多，尤其对新文人，有不少微词。比如对京派文人的谈吃的文字，就有不满，以为有点炒冷饭多了，未免乏味。对京派的追随者，亦多讽刺之语，言外是有自恋之处吧。但作者对胡适的勾勒，近乎圣人，笔法多了神圣的感觉。这在张爱玲那里是罕见的现象。她内心柔和的部分，亦在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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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在美国的日子，可以用凄苦来形容。张爱玲的文字记录了这一页。她写胡适，都是不关紧要的闲笔，似乎都是枝枝叶叶。但这些碎片，都是他们彼时内心最为重要的一隅。坦率地说，胡适的文字很难唤起她的审美的美感，但其学术牵涉的精神逻辑，以及人格的力量还是打动她的。这让人想起萧红对鲁迅的回忆文字，都传神有趣，苍凉的人生背后的苦味，以及那苦味背后的美，真切地流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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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写张爱玲，多有精彩之处，一些看法，至今为人所认。他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那是深解其味的感叹，至今依然被人引用。但他们熟悉之后的陌生感，也不是没有。就境界而言，张爱玲高于前者，她在审美思考与日常生活里的表现不同，真切的地方很多，有文坛少见的妙意。胡兰成对自己有点欣赏，那是自恋的可笑。张爱玲不是这样，她一直存在着失败感，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夜雨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的一切感受，尽在此言之中。张爱玲死后被人念之又念，与其现代人的复杂体验有关，也与其自省的坦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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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说外，张爱玲还写过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赴香港，后去美国。出版过《秧歌》、《赤地之恋》等。不过她最有名的作品集是《倾城之恋》、《第一炉香》、《流言》、《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落》、《惘然集》、《对照集》等，质量不一，但精神的力度是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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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她的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有可念之处，争论也时有发生。张迷很多，也已经成了一种可驻足细究的现象。有许多作家受到了她的影响，比如王安忆，比如贾平凹，都能借鉴其过去的笔力。我们对比王安忆和张爱玲的文字，会发现某种血脉的贯通，只是前者对世俗还有些眷恋，不像后者那么决绝。现代以来的作家，面对不幸的生活时，写尽了苦楚之后，对现实还隐隐地有所依恋。但张爱玲似乎没有，这一点，比前人还要冷酷。新中国的作家，许多欣赏其笔致，却学不来其气质，那是天然的区别吧。贾平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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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读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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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是真懂张爱玲的人，故所说切中要害。中国好的作家，对张爱玲各有心得，贾平凹所云，乃透彻者的内心独白。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没有今天的套路，可以自行于生命之途。我们于中可知得失，能鉴古今，会悟曲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民国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丧失殆尽，几无生气。只是到了80年代，旧的精神才得以焕发。重返鲁迅，发现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打破了文坛的平衡，真的文学家，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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