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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多是讲究一点套路的，后来产生了各种“腔”。张爱玲没有这些，她没有什么派别，亦未加入什么团体，自己写的，就是心灵深处的东西。我看她的书，觉得这个人是宁静的、傲视天下的独行者。她也有悲悯，但没有底层人的寒碜感，那就有几分顾影自怜的样子了。她读人的时候，很是刻毒，连灵魂后的影子也不放过，将阴暗的东西一并钩出，也够得上是灵魂的审判者了。让人难忘的是，作者写身边的人物，就那么从容，不冷不热，而深意在焉。看作者笔下的世界，都平静得很，没有感情的燃烧。张爱玲将己身之苦，都隐到了人物与霓虹灯的后面，以至于我们抓不到她的思绪。作家做到此点，便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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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的诸多文章，也偶能见到其内心柔和、暖意的文字，比如《我看苏青》、《姑姑语录》、《忆胡适之》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她对苏青的理解里，是温情的，而谈及姑姑的思想，暗中佩服的时候又多了亲情。这些和她的小说里的凄凉、绝望全不相同，能够窥出体贴他人的爱意。在众多谈人的文章里，《忆胡适之》写得颇为感人。张爱玲对人的温和的素描的文章不多，独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也许都是漂泊者的原因。她的文章的冷气在这里隐去，趣味在此再次显示出魅力来。我们知道，她的作品遇到人性里的问题，讽刺的地方居多，轻松的文字却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上。谈吃，讲风俗，就颇多味道。这个笔法，也用到此文中。作者对文人批评的时候居多，尤其对新文人，有不少微词。比如对京派文人的谈吃的文字，就有不满，以为有点炒冷饭多了，未免乏味。对京派的追随者，亦多讽刺之语，言外是有自恋之处吧。但作者对胡适的勾勒，近乎圣人，笔法多了神圣的感觉。这在张爱玲那里是罕见的现象。她内心柔和的部分，亦在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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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在美国的日子，可以用凄苦来形容。张爱玲的文字记录了这一页。她写胡适，都是不关紧要的闲笔，似乎都是枝枝叶叶。但这些碎片，都是他们彼时内心最为重要的一隅。坦率地说，胡适的文字很难唤起她的审美的美感，但其学术牵涉的精神逻辑，以及人格的力量还是打动她的。这让人想起萧红对鲁迅的回忆文字，都传神有趣，苍凉的人生背后的苦味，以及那苦味背后的美，真切地流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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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写张爱玲，多有精彩之处，一些看法，至今为人所认。他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那是深解其味的感叹，至今依然被人引用。但他们熟悉之后的陌生感，也不是没有。就境界而言，张爱玲高于前者，她在审美思考与日常生活里的表现不同，真切的地方很多，有文坛少见的妙意。胡兰成对自己有点欣赏，那是自恋的可笑。张爱玲不是这样，她一直存在着失败感，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夜雨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的一切感受，尽在此言之中。张爱玲死后被人念之又念，与其现代人的复杂体验有关，也与其自省的坦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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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说外，张爱玲还写过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赴香港，后去美国。出版过《秧歌》、《赤地之恋》等。不过她最有名的作品集是《倾城之恋》、《第一炉香》、《流言》、《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落》、《惘然集》、《对照集》等，质量不一，但精神的力度是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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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她的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有可念之处，争论也时有发生。张迷很多，也已经成了一种可驻足细究的现象。有许多作家受到了她的影响，比如王安忆，比如贾平凹，都能借鉴其过去的笔力。我们对比王安忆和张爱玲的文字，会发现某种血脉的贯通，只是前者对世俗还有些眷恋，不像后者那么决绝。现代以来的作家，面对不幸的生活时，写尽了苦楚之后，对现实还隐隐地有所依恋。但张爱玲似乎没有，这一点，比前人还要冷酷。新中国的作家，许多欣赏其笔致，却学不来其气质，那是天然的区别吧。贾平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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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读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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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是真懂张爱玲的人，故所说切中要害。中国好的作家，对张爱玲各有心得，贾平凹所云，乃透彻者的内心独白。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没有今天的套路，可以自行于生命之途。我们于中可知得失，能鉴古今，会悟曲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民国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丧失殆尽，几无生气。只是到了80年代，旧的精神才得以焕发。重返鲁迅，发现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打破了文坛的平衡，真的文学家，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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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好的作家，是没有思想的界限的。他们常常突破惯性表达的底线。劳伦斯、卡尔维诺、大江健三郎都是如此，而争议也就来了。张爱玲《色·戒》，就是道德上的尴尬，但一面也显示了人性的丰富。《秧歌》、《赤地之恋》乃意识形态的文本，至今也有批评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的不合时宜。张爱玲谈政治的文字都不高明，她后来不去台湾定居，也证明了其内心的复杂的考虑。在党争的时代，她不过一叶脆弱的芦苇，摇曳的身姿很美，但断折也是随时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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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战乱的年代，兵匪互动，党派恶斗，民不聊生。但唯有文人，在独立思考里，自抒胸臆，写了无数感人的文章。张爱玲的作品乃民国文人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我们看了那些文字，知道一些新旧之间的文人，并不都买革命文学的账，他们于冷色里看到的人生，总要比那些狂热者要多几许深思。他们不是改革社会的先进分子，却以看客的眼光，说出人间的冷暖。文学有时候是个体的自言自语，那声音里，自然有民众的合唱所没有的真切的调子。而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谁没有类似的感受呢？只是这些自我的内觉，渐渐为户外嘈杂之声所掩，没有细细审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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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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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于十年前，最早连载于《十月》的一个专栏。那时候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涂抹文字不过是打发光阴，聊以填补自己的寂寞。现在重新编排，阅读旧作却无兴奋的感觉，倒觉得已没有了当年的心境。本次修订增加了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余者变动较少。先前谈民国，受知识结构影响，遗漏了许多存在，现在也无法弥补了。这不过是自己熟悉的专业的另一种表达，诗与史都说不上。我自己对于民国有一种好奇心，那些人与事，刺激了我对人生的理解。但无意中也带来遁迹书斋的自恋，遗民的心大概就是这样吧。人类总要面对难解的现实，耽于旧时风月也有回避当下难题的怯懦。越是旧梦缠身，越不易与现实对话，说是自己在寻找思想的避风港，也并非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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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几代人，没有满意自己的时代的，所以才有了走出平庸的冲动。他们的智性增长的时候，还置身于黑暗之中，渴念着看不见的存在。今天好像相反，我们的周围堆满了美物，获取看得见的存在，竟成了风气。人呢，变得不那么好玩了。精神被抽空的时候，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人之历史并不都是以进化的方式延伸，这是历史老人对我们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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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世的微笑其实容易，改造我们的生活，则难之又难。这书的梦语，还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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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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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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