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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的社与会(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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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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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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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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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300-14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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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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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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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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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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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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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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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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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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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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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与会的释义及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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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民间组织的社与会,若从语源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显然社早于会,而且社与会尚有一定的区别。根据清人徐珂所载,“集会”与“结社”,两者性质有所差异,亦即“集会为一时之联合,欢迎欢送之类属之。结社有永久性质,办事讨论之类属之”(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风俗类·开会》,第5册,21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可见,就严格意义而言,“会”为临时的联合,而“社”则有永久之性质。然在中国古代,每当民间社日举行春祈秋报之时,通常会举行一些迎神赛会的仪式,为此社与会又可并称,随之衍生出“社会”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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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形式多样的社与会之前,无疑需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亦即什么是社?什么是会?时至明代末年,由于坛坫林立,各种文社蔚然成风,故自明末清初以来,对“社”的讨论,不乏其人,其中最令人关注者当推明末清初学术大家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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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社的含义比较复杂,就其源流来说,其含义大抵不外乎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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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是土地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又《礼记》亦有相同的记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注:《左传》、《礼记》之说,转见杜登春《社事始末》一书,收入《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据上述两条记载可知,社的本义是民间共同信奉乃至祷祀的土地之神。(注:在中国人的神灵信仰中,土地庙或土地祠、土谷祠之类的土地神信仰,应该说最为深入民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越了民间的观音、真武、关帝信仰。而在民间记忆中,土地神的形象通常是一位“老人”,至于穿着打扮则多为“方巾白袍”。相关的记载,参见陆粲:《庚巳编》卷2《洞箫记》,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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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社神?历代经学家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或认为是土地之神,或认为就是句龙。本书在后面将有详细阐述,在此不赘述。不过由于后世私社的崛起(注:所谓“私社”,明人田艺蘅作如下解释:“今民间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也。”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12《大明大统历解》,4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社神则因时代不同而随之发生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将宗族祠堂之神称为社神、社主,或者将地域内的先贤人格偶像化,进而演变为社神。(注:人格偶像化现象,这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最大特点。至于清官死后成为城隍神乃至地狱中的阎王,这更是人格偶像化的典型之例。如在清初,苏州府常熟县之里社祭祀,就将隋朝司徒陈杲仁奉为社神。这是人格偶像化的典型例子。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6,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这就使社这一概念外延更趋扩大。如传统的观念视国家、朝廷为社稷(注:如元人舒恭释“社稷”云:“社,后土;稷,谷神。凡建国,必先立社稷坛。盖土、谷,国家所赖之最重而当先者也。”舒恭又引《孝经说》云:“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长。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由此不难考见“社稷”代表国家之缘由。参见舒天民:《六艺纲目》卷上,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9册,5505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有时也简称“社”,这显然就是“古之国社说”的翻版。若称“宋社既墟”,即指宋朝已经覆亡。尽管社从土地之神演变为民间的社团组织,但其组织中仍然保留着古时社主的因子。这已经为后世社团组织无不尊奉本社社主的惯例所证实。如明代闲人清客结社奉伍子胥、伯嚭,清初的“惊隐诗社”奉陶渊明为社主,即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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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顾炎武说:“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据注,当时二十五家为一社。又据疏:“《礼》有里社……以二十五家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可见,里、社在古代即可并称,进而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传衍。当然,元代社的编制已稍有变化。忽必烈曾颁布过劝农立社事15款,规定50家为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成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创办义仓,兴举学校等等。(注:《元史》卷93《食货志》1,2354~23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通制条格》卷16《立社巷长》、《农桑》,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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